当非洲“变大”，被纠正的不只是地图

　　非洲究竟有多大？从地理学上说，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非洲大陆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岛约216万平方公里，非洲大约相当于14个格陵兰岛。但如果不看数字，在采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非洲看上去只能装下1个格陵兰岛。

　　9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鼓励在合适场合使用“平等地球”等更能保持面积比例的投影，并推动教育、出版、媒体和数字平台采用更准确的世界地图。

　　在卫星影像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多数人的世界感仍然来自更普通的媒介，比如教室墙上的地图、新闻配图和书本插图。地图不是中性的背景，它的投影、取景与标注方式，会持续塑造我们对远近、大小与中心边缘的直觉。因此，围绕地图的争论并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关于知识、教育与公共想象的讨论。

那张为航海而生的世界地图

　　地图不是地球的缩小版。球形地球被铺展到平面上，面积、形状、距离和方向不可能同时保持准确。每一种投影，都是在不同目标之间作取舍。问题不在于寻找一张“完全正确”的世界地图，而在于弄清一张地图为谁而画、适合用来回答什么问题。

　　1569年，佛兰德制图家杰拉杜斯·墨卡托绘制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地图时，首先要解决的是航海问题。对16世纪的水手而言，关键不是比较非洲和格陵兰岛的面积，而是确定航行方向。墨卡托投影能较好保持方向和角度，沿固定罗盘方位航行的路线可以在图上画成直线。这使它成为航海时代极具实用性的工具，也决定了它不适合用来比较陆地面积：纬度越高，面积放大越明显。

　　如果把墨卡托投影直接解释为欧洲殖民者有意“缩小非洲”，既不符合它的技术史，也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化为单一动机。不过，技术上的初衷并不能掩盖公共使用中的问题。一种原本服务于航海的地图，后来何以长期成为学校、媒体和公共文化中默认的世界图像？水手知道自己使用的是航海工具，但教室里面对地图的学生却未必会意识到它的局限性。

　　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选择了另一套优先级，它尽量保持不同地区之间的面积比例，因此更适合展示非洲与格陵兰岛的真实大小关系。当然，它同样会在形状等方面产生变形。所谓“纠正地图”，并不是用一张绝对正确的图替代一张绝对错误的图，而是让地图的取舍重新变得可见。那个看似理所当然的世界，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画法。

地图如何成为我们心中的世界

　　“平等地球”的直接触发点是2017年波士顿公立学校采用Gall-Peters等积投影的决定。2017年，波士顿公立学校曾在部分课堂引入Gall-Peters等积投影。一些教师没有撤下墨卡托投影地图，而是让两张地图并置，供学生比较。在Gall-Peters等积投影上，非洲虽然被纵向拉长，形状失真，但面积比例是正确的。非洲和南美洲在新图上显得更大，欧洲与北美洲相对缩小，格陵兰岛的视觉体量变化尤为明显。负责历史与社会研究课程的娜塔莎·斯科特回忆称，孩子们看到两张地图摆在一起，忍不住惊呼：“真的？看看非洲，它变大了。”

　　非洲当然没有变大，变化的是观看者心中各地区的比例。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感觉叫作“认知尺度”。地理尺度存在于平方公里之中，可以测量，也可以计算；而认知尺度则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人们很少依靠背诵国土面积来形成世界印象，地图、教材、新闻图像、旅行经验和数字屏幕共同形成了这种印象。对许多孩子来说，世界地图是第一次“同时看见整个世界”的地方：什么位于中心，什么靠近边缘，哪些地区显得辽阔，哪些地区显得紧凑，都在这一次观看中留下了印记。

　　一次观看不会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但重复出现的图像会沉淀为常识。人们未必能说出格陵兰岛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面积，却常常已对它们的面积大小有了既定印象。地图不直接规定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地方，但它会影响哪些地区首先被看见，以及它们以什么比例进入日常判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非洲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奴隶贸易、经济依附和国际权力不平等归咎于一张地图。地图本身没有制造贫困，也不能单独解释国际秩序。将“地图把非洲画小了”直接推导为“世界因此轻视非洲”固然有传播力，却绕开了历史中的制度、资本和权力关系。地图的作用在于参与了人们理解这些关系的视觉框架。

　　值得警惕的不是地图“画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逐渐忽视了地图与现实之间的不同。

　　刚果（金）思想家瓦伦丁·伊夫·穆丁贝在《非洲的发明》中追问：现代知识体系中的“非洲”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意思并不是非洲原本不存在，而是指出人们认识非洲的概念、分类和知识有其历史来源。近代以来，探险、传教、研究和殖民活动将河流、山脉、道路、人口、语言与族群纳入测绘、统计和分类。复杂而流动的世界，由此逐渐成为可记录、可比较、可管理的知识对象。穆丁贝将这套逐渐形成的关于非洲的话语与知识称为“殖民图书馆”。图书馆里的力量，并不只来自于某一本书写了什么，还在于哪些“书”被收藏，怎样分类，按照什么目录查找，以及哪些“书”没有进入这座图书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图是知识生产的视觉形式之一。它把土地、道路、河流和边界压缩到有限的平面上，使一个地区得以被定位、划分与比较。与文字相比，地图常常更容易被当成无须解释的事实。人们会质疑一本书的立场，却较少追问一张地图为何如此绘制。“纠正地图”的公共意义，正在于让这种已经自然而然的观看方式重新成为讨论对象。

谁来决定世界如何被看见

　　此次“纠正地图”的倡议由多哥代表非洲集团推动，并得到非洲联盟支持。联合国官方会议报道使用了“认知正义”“历史承认”“公平表征”等值得研究的概念。多哥代表在发言中追问：“我们如何表征世界？我们如何教授世界？几代人又是如何学会观看这个星球的？”并指出，“公正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却会改变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这句话抓住了争议的核心。

　　让我们把视角放到更大的国际政治背景中，近十几年来，非洲国家积极争取制度代表权和话语权。如果说过去关于国际制度改革的许多争论关注的是谁坐在桌边，那么有关地图的争论，触及的是大家落座以前，桌上的那个“世界”已经被画成了什么样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图问题与“表征权”发生了联系，“纠正地图”争取的其实是“视觉表征权”。

　　表征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影响人们怎么看非洲，而是一旦表征被重复得足够多、足够久之后，就会影响人们关于非洲的认知。贫困、冲突、疾病或外来援助，确实是非洲一些地区和一定时期的现实。问题在于，当这些现象被不断抽取出来代表整块大陆，它们就不再只是局部描述，而会被误认为是“非洲的本质”。

　　近年来，围绕非洲发生的一些争论，比如归还殖民时期流失的文物、调整学校中的非洲史课程、支持非洲语言进入学术生产、反思国际新闻对非洲的报道框架，看似属于不同领域，实际都涉及知识如何产生、由谁解释的问题。虽然不能把它们简单归为同一个问题，也不能都装进“表征权”这个概念里，但可以看到，非洲开始参与讨论“自己应该以何种样貌进入人类共同的世界图像”。

　　从这一角度看，“纠正地图”的意义并不在于让非洲在纸上多出几厘米，而在于提醒人们：世界的图像从来不是自然给定的。改变投影并不能改变财富、权力和机会的现实分布，却可以打断一种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看习惯。

　　或许，这就是非洲在地图上忽然“变大”的意义。

　　（作者：王珩 王琳欢，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