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戈 以史铸魂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1936年改名“何干之”。“何干之”就是“做什么”的意思。这一生要做些什么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为了这个目标，何干之不懈努力，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用笔和口战斗

　　何干之190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他的青年时代，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大革命洪流交相激荡。何干之顺应时代潮流，广读进步书刊，初识马克思主义，开始踏上革命道路。他1926年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9年东渡日本求学，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从进步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蜕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干之回国，先在广东任教，后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文化救亡活动，成为革命文化战线的一名战士。

　　1934年，何干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抱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他再次东渡日本。1936年，他以“何干之”为笔名在上海进步刊物亮相时，已然是一位历经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熔炉锤炼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何干之以笔为戈，参加新社会科学运动，回应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在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迎来理论研究的一个高峰。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论战，直接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何干之对这场兼具现实指向与学术思辨价值的思想论争作出了系统总结。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中，他系统梳理论战脉络，鲜明亮出立场观点，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从1934年提出“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到1936年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概念，再到1937年从过渡性、互为因果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三重维度，深刻阐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辩证关系，阐明这一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何干之构建起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体系，阐明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问题。其论述不仅有力驳斥了各种理论谬误，更推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与传播。

　　何干之早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深感文化启蒙对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性，成为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发起人。1937年，何干之出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先河。他提出，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思想领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核心要义在于“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他立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揭示中国封建经济渐趋没落但残余顽固、资本主义艰难生长又受列强压制的社会特征，进而考察中国启蒙运动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到新启蒙运动循序演进的历史脉络，揭示其随时代主题变迁而深化的演变规律。他着重指出，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的新启蒙运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性运动”和“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在哲学意义上实现对以往启蒙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何干之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史学思辨总结历史、启迪时代，为民族觉醒探寻思想出路与精神动力的重要理论贡献。《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由生活书店首次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时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将其称作中国首部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的专著。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夙愿。20世纪30年代中叶，何干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发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创见。他追溯“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剖析“现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与困境，着重展望“未来”中国的根本出路，力求“解答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他将过去、现实、未来视为贯通联结的有机体，把中国现代化划分为自上而下的改良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大阶段，揭示“器物—制度—思想—社会改造”的演进逻辑，从而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他有力批判“殖民地脱化论”，直指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业化的核心障碍，强调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秉持辩证思维审视中国文化转型，反对全盘西化与文化守旧，倡导中西文化的有机综合。何干之的现代化思想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有鲜明的革命底色，契合中国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在民族危亡之际，何干之凭借新锐的理论眼光，站在文化斗争前沿，迅速成长为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干之、艾思奇等成为党中央指名调赴延安的首批知识分子。抵达延安后，何干之开启了新生活。他牢记毛泽东“用笔和口继续战斗”的嘱托，迅速融入根据地艰苦而昂扬的革命生活，迎来治学生涯的新阶段。他执教陕北公学，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锻造了大批抗战骨干。他坚持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风格，立足时局变迁和革命需要，潜心钻研中国革命问题。他先后撰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等著作，研究鲁迅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史等问题，计划开拓民族文化史研究课题。1939年1月，他致信毛泽东汇报民族文化史的写作计划，得到毛泽东回信鼓励：“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1939年夏，何干之随华北联合大学奔赴抗战前线，此后长期在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执教，开展中国革命历史与理论研究，投身边区文化建设和解放区土地改革。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何干之“与战火中的大学”同行，经常在马背上写作，在战场上讲学，启迪青年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何干之已是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国革命问题专家。

为中共党史学科筑基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历史系、中共党史系主任，成为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

　　1949年4月随华北大学抵达北平后，何干之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各高校“上大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为京津等地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拟订教学提纲。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率先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性质的“中国革命史”课程。他讲课以逻辑严谨、理论深刻著称，但凡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的课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要言不烦，说服力很强。他的课堂很受学生和青年教师欢迎，“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的讲稿与教学方法，通过讲义编印、师资培训等方式广泛传播，成为各高校教师争相学习的范本。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全校17位教师进行全面教学检查，中宣部、高教部派人参与，何干之被评定为理论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第一等教师。1956年，他被高等教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何干之主持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累计编撰近百万字供本校使用的各类革命史讲义，配套编制供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教学指导文件与教学挂图，并培养出大批教学师资。

　　何干之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奠定了高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范式的基础。该书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起点，确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叙事体系，不仅注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论证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而且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他有意识地在书中展现“敌、我、友”各方面的历史情况，力求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全貌。该著还自觉联通历史与现实，将中国革命史的书写下限拓展至新中国成立后，并在后续修订时不断向当代拓展，较早地叙述并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情况及历史经验，开创研究时限随实践发展而持续延伸的中共党史编撰传统。《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首次出版后，及时解决了高校革命史教材匮乏的难题，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最主要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自1954年至1985年间，该书历经多次修订和再版，先后译成英、俄、越南等7国文字出版，累计发行量逾200万册，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中国革命史经典之作。

　　何干之拓展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开辟广阔道路。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后，何干之又开始思考中共党史学科正规化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他针对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窄空难”问题，主张开阔中共党史研究视野，转向“宽实易”的中国现代史领域，开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新方向。他认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潮的互动与斗争。他规划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等研究构想，拟订《中国现代思潮》研究计划。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成立，新开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编写出版《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讲义》，这个领域涌现出一批骨干教师。另一方面，何干之主张拓展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重视对“敌、我、友”三方面的整体研究。1961年，何干之接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根据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建议，开展蒋介石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主持编写《蒋介石传》，后调整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写作过程中，他坚持史论结合，既以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为基本线索，又重视史料实证，强调“史学家不能当漫画家，历史研究切忌把人物脸谱化”。1980年，这部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著作。这些具有拓荒性质的学术探索，充分彰显出何干之鲜明的学科自觉与强烈的学术担当，对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何干之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对外交流。自1952年起，他指导匈牙利的尤山度、波兰的施乐文和董伯乐等一些来华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外国留学生。1958年，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成员，根据外交部工作安排，承担一些可以发挥学术专长的外事任务，为英国费边社主席提供一些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生平资料。1963年，依据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文化合作协定，何干之应邀赴阿尔巴尼亚讲学，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纵览何干之的治学生涯，他在中共党史领域筚路蓝缕的深耕探索，堪称浓墨重彩的学术篇章。他奠定课程教材基础、确立学科基本范式、拓展教学研究领域、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为高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何干之的学术遗产至今熠熠生辉，滋养着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乐为革命育英才

　　何干之原本有机会从政，但最终还是选择扎根书斋、坚守讲坛，从事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实现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的夙愿。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大革命淬炼的何干之在深耕理论研究的同时，亦执教于广东台山及广州的多所学校，尝试将教书育人的课堂开辟为思想与理论宣传的阵地。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台山县立中学纪念周会上发表演讲，剖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社会根据”，批评国民党政府“无抵抗”的对日纲领，向师生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万岁”，言辞恳切、振聋发聩。自1932年起，何干之以广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国民大学等校为阵地，向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组织部分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辅导他们研读马克思主义读物，引导他们关心政治、针砭时弊，并带领他们实地了解民生疾苦。他常以革命真理启迪学生：“对穷人只是可怜同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根本拯救穷人，只有推翻旧制度，穷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在他的感召与引领下，一批进步青年由此踏上革命道路。

　　担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后，何干之更加自觉地将教书育人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教育救国的理想真正融入革命实践。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致力于培养契合实践需要的革命骨干。何干之专门撰文勉励陕北公学学生“应该在理论上武装自己”，通过“理论中国化，理论大众化”使理论真正成为实践的指针，不做狭隘的经验论者和“半桶水的理论家”。解放战争时期，何干之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率领师生组成土改工作团，领导河北正定第7区的土改工作。他组织师生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逐字逐句指导他们撰写调查报告，并分享治学心得，使其在火热的实践中获取真知。当年跟随何干之参加土改的苏星，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谈及这段经历，他感慨道：“在何干之身边工作的三四个月时间，我的学习工作收获颇大，比在课堂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华北大学时期，何干之还选拔4名学员作为研究生，开创解放区大学招收导师制研究生的先例。他讲述自己笔名的来历，袒露“适应社会需要”的治学初心，希望以此引导学生关注与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被选作研究生的高放，最初更倾心于文艺写作。何干之从革命时局出发，多次约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我感到文学主要是描绘人生，社会科学则着重解剖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重要、更复杂、更深刻的。一个人有了生活体验之后，可以关起门来凭想象写文学作品，可是社会科学要做社会调查，要掌握很多数据和论据，要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甚至要形成自己的理论观念和理论体系。”在何干之引导下，高放投身理论研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也因此将何干之视作“改变我人生志向的导师”。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扎根中国人民大学，探索中共党史专业人才自主培养道路，为新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有生力量。

　　针对高校政治理论师资匮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自1950年起招收政治理论专业研究生，1952年创办师资培养性质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何干之主持多届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和研究班教学工作，为高校培养逾千名中国革命史师资骨干。在培养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担任主讲教员，还主持规范化口试考核，探索以系统讲授为主体、以课堂讨论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何干之严谨治学的风范，使广大学员深受熏陶、获益良多。当时的研究生李鸿文回忆说：“虽然过去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本科学习过中国现代史，但听何老讲课还是有顿开茅塞之感。”“通过他的授课，的确使我们打下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知识基础。”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首次招收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生，成为中共党史专业人才培养正规化的新起点。在系主任何干之的主持下，这个专业探索出一套以“启发报告—自主研读—集体研讨—系统讲授—专题辅导”为链条的教学经验，并将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

　　作为学科带头人，何干之对青年教师赤诚以待、倾囊相授。早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何干之便对初登讲坛的胡华悉心栽培，不仅指导他研究和讲授中国近代史，更慷慨赠予他几十本珍贵的党史书籍与资料，其中几本还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经常同胡华交流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学研究的问题。胡华后来回忆道：“这几年灯下夜谈，使我得益甚多，真是良师益友，忘年之交。当年情景，至今仍萦回脑际。”为帮助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讲好党史课，何干之经常亲临课堂听课，并在课后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为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何干之积极争取机会，选派他们参与各类写作与研究任务。1961年被借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何干之对身边的年轻助手依然关怀备至。他经常勉励大家“欲速则不达”“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不仅组织他们系统研读经典论著，还指导他们走访历史人物、整理史料长编。在他的言传身教与悉心培育下，彭明、林茂生、李安葆、何沁等青年教师得以迅速成长，日后成为中共党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那些与他相交共事、受其教益的青年学者，亦无不深受启迪、精进日新，成长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宗师一代培桃李”“终生革命教国史”，高放对何干之的赞誉，可谓恰如其分。

　　1969年，已过花甲之年的何干之依然矢志党史事业，准备参与撰写一部史书，期许“还搞党史，至少再工作10年”。可惜天不假年，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从确立文化斗争之志，到挺立党史教育讲坛，何干之甘为人梯、乐育英才，为书写中国共产党红色家谱、培养党史专业人才贡献力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教授的崇高风范。

　　（作者：耿化敏 刘高元，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版图片由何干之之子何丁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