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文化的源流与传承

　　《光明日报》刊发的尕日塘秦刻石系列文章及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仝涛、刘钊等学者运用排除法考释出的“采药昆陯”四字，为探究昆仑文化演变及“河出昆仑”观念的历史流变提供了关键推论性实证。秦人所追寻的“昆仑”，既非汉武帝后来钦定的于阗南山，亦非后世文献所载的抽象“天形”，而是基于河源地理的真实认知。

　　刻石部分内容，提示了使臣翳一行抵达扎陵湖北岸刻石处与所认定的昆仑山之间的大致距离。针对残泐处“百”字前数字的学界释读分歧，即“一”与“二”之争，笔者依据里耶秦简所反映的秦代书写体例，即“百”字单用常指“一百”，而“二百”“三百”则必书其数，认为释为“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古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秦代1里约合今415.8米，若以“二百五十里”计，约为104公里。这一距离向西北可直达星宿海（约60公里）及黄河正源卡日曲或约古宗列曲的发源地，或是秦人已探明黄河源头的证据；向西南可深入巴颜喀拉山脉的北麓，可与先秦文献中“昆仑之丘”对应。这表明，秦使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扎陵湖，而是深入了黄河源头的最核心区域。

　　这段里程不仅印证了秦人深入河源的地理实践，更与琅琊刻石“西涉流沙，南尽北户”等宏大叙事构成互证，展现了秦人向西北跨越沙漠、向西南攀登高原的宏远经略视野与开拓性战略眼光。

何谓昆仑

　　历史上遗留的刻石，折射出当时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态度。“昆仑”在中华文化象征体系中，常被描绘为天地之轴、神人交界之所、不死药产地，具有强烈的神圣性与秩序感。它是多层次、多维度、高度凝练的精神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政治理念、伦理价值与生命理想，其流变传承考察需置于千百年来宏大的观念流动脉络中。

　　当前昆仑文化研究存在一个关键方法论困境。许多学者用后世成熟、抽象的哲学和天文学概念，反推上古先民原初、具象的思维，存在“时代错置”的风险。西汉扬雄的《太玄经》和宋代的《集韵》，分别是中华文明“数理推演”和“分类归纳”的理性化产物，用其注解“昆仑”的源头，就如同用高等数学去解释一位幼儿对“多”的最初感知，忽略了思维演进的漫长过程。我们应从更符合思维发展的角度，对“昆仑”观念的起源进行“由具象到抽象”的演进式解读。

　　“昆仑”并非一开始就指代“天”或“天道”的抽象概念，先民的思维最初是具象的。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与生存息息相关的具象事物是太阳。太阳作为万物生长的源泉，在远古先民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最初的“昆仑”观念，很可能源于先民对太阳长期、持续的观察。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现象，可能引发中华先民“死而复生”的神话想象，进而产生追求“永恒”“不死”的观念。

　　金文“昆”有“飞鸟负日”义，本义为“比日同行”。《说文》释“仑”为：“仑，思也。从亼从册。”本义指条理、次序。“昆仑”连在一起，可能指太阳每天轮转运行的规律和秩序。远古先民对日月星辰、山脉河流有自然崇拜，认为有神鸟背负太阳而行，才导致东方日出和西方日落。这是一种朴素的宇宙观或天象观测。在先民的具象思维中，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其运动方式与飞鸟最为相似，将太阳想象为神鸟（如“金乌”），是极其自然的联想。

　　如果太阳是飞鸟，那么它每天从哪里起飞，在哪里歇息？这个日出日落、循环往复的“站点”，在先民想象中，必然是神圣的、巨大的、能够承载神鸟的实体。这个实体最初可能并非具体的山，而是神话地理概念“昆仑”——它既是太阳的“驿站”，也是太阳的“家园”。

　　因此，“昆仑”的观念或许源于先民对太阳（飞鸟）运行轨迹的观察和神话想象，其核心是“太阳的循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也有相关线索，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以同心圆太阳纹为核心，两侧双鸟昂首振翅、拱卫朝阳，堪称“日鸟合一”观念的早期定调之作。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鸟（鹰）纹彩陶壶，壶口饰三角太阳纹，肩部环绕变形鸟纹，蕴含飞鸟绕日的意象。此外，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纹彩陶盆“金乌负日图”，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距今约3000年的“太阳神鸟”金饰，以及汉画像石上的金乌负日纹，共同印证了“飞鸟赴日”“日鸟合一”等信仰数千年的演进脉络。

　　随着先民活动范围扩大和地理认知深入，神话中的“太阳之站”需要现实地理载体。高山因其高耸入云、最接近太阳（飞鸟）的视觉特征，成为最佳选择。加之，在先民眼中，天需要柱子撑着，地上最高的山，就能沟通天地，成为天柱。于是，“昆仑”这个神话概念被“投射”或“锚定”到现实世界中的某座或某系列高山上。一些位置特殊、形体庞大的山川，开始被赋予人文含义，依不同标准被分类组合，构成象征意义。而日落西山、水天相接、长河落日等景象，或许正是古人猜想“河出昆仑”的最初源头。

　　“昆仑”是一个层累的文化概念：既是先民眼中那个每日东升西落的太阳，也是他们心中那个浑圆的天穹，更是远处那座巍峨神圣的高山。其内涵经历了从“太阳的循环规律”（具象观察）到“天的浑圆形态”（抽象模拟），再到“通天的神圣功能”（仪式物化）的完整演进过程。

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昆仑

　　中华先民既重视实证（一定要找到那座山），又重视意象（山必须是圆的、高的、通天的）。这种“虚实相生”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文明独有的鲜明标识。中华民族在探求未知领域和自然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浪漫的神话想象。一方面传承和丰富着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古老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注重敬授民时、观象授时，利用自然规律指导现实生活。对“昆仑”的探求同样如此，人们一方面在现实中积极追溯河源昆仑地理位置所在，一方面用文学和想象构建浪漫的昆仑文化。

　　昆仑文化作为一种文明的标识，承载着人们共同的起源叙事、共享的价值理想与共通的情感结构，完美地融合了中华先民向外探索的科学理性与向内安顿的神话想象。昆仑作为中华先民认知宇宙、沟通神明、安顿生命的精神依托，其影响始终贯穿于神话想象与哲学思考之中。《尔雅·释丘》所言“三成为昆仑丘”，与《淮南子·地形训》中对昆仑三层结构的描绘，绝非对神山物理形态的简单记述。这里的“三”，超越了计数的范畴，升华为承载着宇宙观的哲学符号。天、地、人“三才”构成宇宙万物的完整结构，而“昆仑”恰恰是沟通三者的桥梁。

　　当“三”所代表的宇宙生成与循环理念进一步演化，便衍生出更为精微的“九”。在传统数理哲学中，“三三为九”，“九”既是“三”的极致展开，亦为阳数之极，象征着量的极限与秩序的圆满。《楚辞·天问》发问“圜则九重”，《淮南子》则具体描绘：“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并以“里间九纯”“旁有九井”“面有九门”等意象，层层渲染昆仑内部的空间构成。昆仑作为通天之柱，其内部空间必以“九”为度，方能匹配其贯通天地的神圣地位。

　　古人把“三”所代表的天地人秩序，变成了可以登临、感知的仪式空间，让抽象的宇宙观有了物质依托。从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祭天圜丘，到《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长安明堂，再到武则天时期的万象神宫、明清时期的北京天坛，其形制皆为三层，折射出“三成为昆仑丘”等思想的物质性传承。“昆仑”由此成为一个从具象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归具象的活态文化符号，其概念意象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家国观念、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昆仑为“万山之祖、百川之源”，河源昆仑的探索，不仅是中华先民踏勘未知空间的地理考察过程，更书写了界定疆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壮丽史诗。先秦时期，《山海经》《禹贡》等典籍虽记载“河出昆仑”，但此时的昆仑多为虚无缥缈的神山，地望模糊。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以实物证据首次将“昆仑”与黄河源头紧密关联，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河源地区已纳入中原文明的探知视野。

　　此后，历代王朝从未停止探寻“河源昆仑”的脚步。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赋予其明确山脉依托。隋朝设河源郡，将河源纳入王朝版图；唐代，侯君集等率军到河源地区，“观河源之所出”，文成公主入藏也途经河源；刘元鼎出使吐蕃，认定紫山（今巴颜喀拉山）即昆仑。元代都实首次确认河源在星宿海。明初邓愈、沐英西渡黄河，耀兵昆仑；明代高僧宗泐奉命出使西域取经，也对黄河源区进行了考察，并诗颂昆仑。清代拉锡、舒兰、楚尔沁藏布、胜住、齐召南、阿弥达等进行多次考察，最终确立卡日曲为黄河源头。昆仑从神话“天柱”落地为现实山脉与河源，成为连接文化想象与地理实体的纽带。

　　中华民族神往昆仑，探察昆仑，诠释昆仑，守望昆仑。时至今日，“昆仑”依然承载着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

　　（作者：鄂崇荣，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