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㊶】把技术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㊶】

　　每年4月，北京科技大学都会迎来一件盛事——“胡正寰余雪子教育基金”奖学金颁奖。这项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正寰与夫人余雪子捐赠个人积蓄设立的奖学金，背后是一位老科学家对后辈学人最温暖、最殷切的期望。

　　颁奖仪式上，胡正寰都会和年轻人聊聊天。今年，92岁高龄的他照例叮嘱了两件事：一是坚持锻炼、规律生活，“身体是搞科研的本钱”；二是要想着把技术落到车间里去，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技术落地，是他关心了一辈子的事。

　　胡正寰所在办公楼三层的展示柜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钢球与轴类零件。从几十年前的初代钢球，到近些年开发的空心轴类件，他件件如数家珍。

　　他的科研之路，正是从这些钢铁零件起始。

　　1934年，胡正寰出生在哈尔滨，童年在战火中颠沛逃难的记忆，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钢铁，国家工业发展的根基。新中国建设初期，百废待兴，一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投身钢铁事业，胡正寰正是其中之一。

　　1952年，胡正寰高中毕业，毅然报考了新成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后更名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从此他的人生轨迹，牢牢熔铸进了国家的钢铁事业中。

　　凡是机器，都由零件构成。小零件不起眼，却决定着大机器的性能。“像这个钢球，小到轴承，大到球磨机、汽车、大型机械，都离不开它。”胡正寰说。

　　过去，我国机械零部件多依靠传统工艺加工，以钢球生产为例，主要采用模具浇铸或人工锻打。

　　炉火灼人，汽锤起落，汗涔涔、红通通，通常锻打几分钟才能产出一颗，而工人深蓝的厂衣被飞溅的铁星子烧出窟窿，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一方面是生产效率和原材料利用率都十分低下，另一方面是工人生产环境很艰苦。”目睹此景，胡正寰心里直发紧。

　　1958年，已经毕业留校的胡正寰，在查阅国内外相关科研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工艺：轧制钢球技术，利用轧辊旋转产生的压力，使钢棒在连续变形过程中直接成形为零件。

　　“轧机一转，烧红的钢棒眨眼就变成钢球出来了。相比传统锻造和切削加工，生产效率高、材料利用率高。”年轻的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没有现成设备可用，胡正寰便和几位同事从零起步，自主设计轧机。绘图纸、改参数，日夜奋战，仅用100多天就在实验室里造出了轧机原型，并轧制出几颗像样的钢球。辽宁抚顺一家工厂慕名而来，希望能将斜轧钢球工艺引入生产。起初，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但轧辊出现了问题，产品的合格率也不高，最终这次斜轧生产尝试被迫停止。

　　“就是要在实际生产中发现问题、改进技术。”挫折让胡正寰明白，实验室的创新只是第一步，要转化为生产力，还有太多难题要解。

　　“实验室哪怕有1%的成功率，就能证明技术有希望。但在车间，哪怕有1%的废品率也不行。”此后，他带着团队与瓦房店轴承厂、北京412厂等合作。“一会儿轴承坏了，一会儿螺丝断了，最后连机器的机架都给翻掉了。”个中艰难，他后来归结为八个字：“吃尽苦头，伤透脑筋。”斜轧技术，便在这反复的挫折与修正中进步。

　　十六年，磨一剑。1974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斜轧球磨钢球轧机终于在包钢投入生产，它标志着我国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斜轧钢球的全部生产技术。

　　攻克斜轧技术之后，胡正寰又带着几位年轻老师扎进了楔横轧技术的研发。历时6年多攻关，1979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两辊式楔横轧机在无锡江南工具厂投产。这项技术主要用于轴类零件制造，效率更高、消耗更少。

　　从实验室探索到生产线应用，胡正寰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除了要突破关键技术，还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

　　他将其总结为“三有”机制：“有一套互补配套的班子，班子里有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研究生，各专其长；有一个零件轧制研发基地，用来设计制造新型模具、试轧，培训用户；有长期合作的专业化轧机生产厂，定点制造优良轧机。”这样，成果转化周期能从两三年缩短到两三个月。

　　为推动零件轧制技术走向成熟应用，胡正寰还主持制定了系列轧制技术国家标准。这套“中国规则”，让技术评定有据可依，产品验收有规可循，为国产装备叩开世界大门奠定了基石。

　　“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我的毕生追求。”如今，他的零件轧制技术已在全国27个省份推广生产线300多条，其中多条出口到国外，开发投产的零件超过500种，累计生产超过600万吨。一项项数据印证了中国零件轧制技术已经走向世界。

　　创新，也需要传承。科研攻关之外，胡正寰主编的《斜轧与楔横轧原理、工艺及设备》《零件轧制成形技术》等专著，构建了我国零件轧制技术的理论基石；他将科研实践融入人才培养，要求学生不能只停留在论文上，必须亲手做实验、轧出合格零件。从教60余年来，他带领的零件轧制团队先后培养200余名学生。

　　胡正寰曾打趣自己：“我是做机械的，我的生活也很‘机械’。”

　　这一自我调侃背后，是一位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和坚守。他从不熬夜，每晚11点前必须休息；每天清晨，会准时出现在北科大操场一角，散散步、与退休的老同事们聊聊科技前沿。“别看我们都是90多岁的人了，思想要跟得上科技的发展。”幽默的言语里，透着不服输的劲儿。

　　“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从来不觉得枯燥和劳累。”他说，“我希望，中国钢铁制造永远站在世界最前列！”

　　（本报记者 李家欣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