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时代：中国文明史的节点与连续性之基

　　当我们讨论一段文明史有连续性时，绝非在论证它一成不变的静止样态，亦非欲锁定其万变中不变的本质，我们其实更关注它“生长”的历程——一段前后相继而不中绝的发展史。这种不中绝的文明发展史并非匀速前进的，正如生命体的生长一样，某一个时间窗口是它成型的关键节点。“诸子时代”这一概念指向了春秋战国时期一群伟大思想家继承上古文明成果、开创后世文明格局的卓绝努力，诸子百家数百年的活动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理应成为理解中国文明之连续性的关键线索。

“轴心时代”理论的启示及缺陷

　　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有多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节点时段，比如殷周之际的变革、秦王朝的建立、汉武帝独尊儒术等等，诸子时代相较于这些时段无疑是漫长的，似乎不符合大众对节点的认识，此处视之为节点，主要参考了学界关于世界文明史之节点的思考。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500年左右（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诸地相继出现了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带来了精神突破运动，由此人们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从“自然民族”演进到“历史民族”。一方面，这个时代的精神遗产在后世塑造了区域的文明史，区域文明的再一次精神飞跃亦需回顾该时代。另一方面，上述几个文明皆实现了精神突破，这方面的共识使它们在后世相遇时能实现思想交流、共同开创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便有了一个整体的方向与目标。可见，该时代在区域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被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让人们意识到历史的转折未必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亦可能是一些跨越数百年的思想运动，诸子时代涵盖的时段与轴心时代高度重叠，且同样以思想运动为标识，以它为节点来描述中国文明史便有其合理之处，轴心时代、诸子时代也构成了一对可相互参照的概念。

　　轴心时代理论在西方自有其理论渊源。黑格尔最早系统性地以形而上学方式把握历史、给哲学研究赋予历史感，他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其核心由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这种观点无疑带有文化偏见，轴心时代理论则修正了它，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同等高度：东西方思想文化齐同爆发的那个时代才是世界历史的轴心。然而，轴心时代仍是以西方历史为出发点展开的理论架构，虽然它强调将中国文明置于平等的地位，但中国文明在此体系中已然为适应西方的评价标准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傅永军、朱新林等学者已从这方面讨论了“轴心时代”与“诸子时代”的差异。（傅永军《从轴心时代到诸子时代》与朱新林《从“诸子时代”到“自主知识体系”》，载于《光明日报》）我们还要注意到，轴心时代理论在深层上是以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石，它所强调的精神突破是指个体能在内在精神世界中获得超越性体验，即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局限，进而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体验到无限制性，然而以这类精神体验作为诸子学说的终极旨趣时，将会淡化先秦诸子面对“周文疲敝”时救乱求治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基于存在主义视野，轴心时代理论强调此时人的自我觉醒使之自主地展开对未来的筹划，完全不同于觉醒前的人们依循宇宙节律、固有习俗来重复过去的生活，可见，精神突破关注此时代的思想家与之前思想传统的区别，易使各地区的文明史呈现出断裂性而非连续性，史华慈、张光直、许云倬、陈来等学者对此已有反思。不过，学界的反思多是在强调诸子时代人文的、心性的、伦理的等精神元素在之前已有深厚积淀，这仍未摆脱轴心时代在个体精神层面实现突破的预设框架。本文中，我们将尝试以诸子“务为治”的关切切入，来探索先秦诸子思想创造活动如何助力于整体文明层面的连续性突破。

诸子时代的继往与开来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坐标轴上，诸子时代（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恰处在中点的位置，而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先秦诸子亦作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使中华文明史前后两段一脉相承而又有极大提升。

　　所谓“继往”，是指先秦诸子对于之前古代文明的各时段皆有充分的敬意：孔子推崇周代文明，以复兴周文为志向；墨子则弃“繁缛”的周文而用夏政（详见《淮南子·要略》），并在“天志”“明鬼”等观念中继承了商代文化；孟子同样尊周，又大力宣扬尧舜时期的理想政治，正式确立了儒家尊先王的传统；至于尧舜之前的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受到农家推尊，黄帝轩辕氏受到黄老学派崇信。还有一些思想家则不专主一代，而是去整体把握各代的兴替趋势，如阴阳家邹衍以五德终始说来解释从黄帝到夏商周的嬗代，再如老子作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历史中把握道的运动，至其后学庄子，则基于历史越往前越淳朴的判断而以远古至德之世为理想。法家虽不法古，但他们极重视春秋霸政，将这类近世的历史经验提炼为变法理论，法家的相关主张正是霸政中“尚力”思想的极端化。可见，作为一个整体的先秦诸子学说囊括了之前各时代的历史经验，而历代文化统一于早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故之间相异而又相承，对它们各有所依托的学派之间的关系亦是“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荀子作为百家争鸣的总结式学者，平章诸派观点，亦捋顺了历代经验，在“尊先王而法后王”“尊王而不贱霸”等命题下，从上古先王到近世霸主之间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荀子那里已融会贯通。他在其中把握“道贯”来“应变”（《荀子·天论》），把当下问题的对治放在了历史的延长线上，基于成熟的历史意识存续古之传统而应对今之新变，在文明史的脉络中回答了“为治”的时代问题。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性立基于对过往的继承，不同于轴心时代理论所标榜的断裂式突破。

　　所谓先秦诸子的“开来”，是指诸子皆展望未来新的政治形态，其思想被广泛运用于后世的社会实践，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诸子时代的社会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天子失势、诸侯征伐的乱局，但从深层看，这是历史的质变期，中华大地上原本星罗棋布的氏族、邦国被打散、整合，早期文明的模式崩溃了，一种能组织安顿天下人的新文明模式作为一个时代问题被提出来。如上文所述，之前各代的历史经验在先秦诸子那里得到了创造性转化，进而变成更深邃的理论形态去应对现实、开创未来。其中，儒、道、法诸家的学说在秦后影响深远，它们所承载的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也随着这种影响而作用于后世。法家汲取春秋霸政及改革的经验，推行耕战政策，并尝试编户齐民、公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体系、维护君主集权，从而适应了从邦国散布转向大国兼并的历史潮流，秦国对它的实践最为彻底，构建了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故而能结束乱世、建立秦朝。但法家极端的政策在学理上也受到了儒、道诸家的批判，其“不法古”而“师今”的原则也使其理论能快速见效却因在社会中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长久，秦朝快速灭亡，法家亦有一定的理论责任。秦亡后，儒道两家思想争夺政治与文化的主导权，道家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干预，儒家则以家国同构、政治即教化等原则调和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两者都保留了法家的制度构建又以各自的价值理念超越它，故而文景之治崇黄老亦不废刑名，武帝独尊儒术却喜用酷吏。从运用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汉儒借鉴了以周制为代表的三代王道政治来统摄秦制，形成了儒法互补甚至是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而道家则依靠对历史兴替的清醒认识来限制秦制的膨胀，以远古人文初兴时期的淳朴安宁来对治秦制的弊端。儒道思想以古代传统修正了法家只顾应今、唯求时效的偏激，使文明的列车不至于超速而失控。当然，儒道之间的理论交锋也一直从汉初延续到魏晋，这并非少数思想家的口舌之辩，而是代表着儒道两派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儒家重视人文的积累与提炼，道家则警惕文明的异化与偏离。前诸子时代中国文明的延续发展正是依靠着先民在不断建构、丰富人文传统时又能够不忘其所本，先民在实践中把握到的平衡被儒道两家各取一端发展，两家虽各有所偏，但两者在理论“拉扯”中实现的平衡则为后世中国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可以说，诸子思想所开创的未来从未割裂过往的根脉。

　　总体来看，诸子时代作为社会剧变期，也是连接早期中国文明与秦后中国文明的重要枢纽，早期中国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时代经诸子淬炼、实践、整合后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支撑着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在这个时代呈现出的不是断裂性而是连续性。而且，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进入先秦诸子的论域中形成多样的理论立场，这为后世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路径，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诸子时代将“为治”作为核心问题，以消除动乱与争端为宗旨，其相关理念影响深远，这也促成了中华文明对内追求统一性、对外追求和平性的特征。而且，诸子时代虽强调连续性，但是它亦揭示了继往开来的诸子学转化传统不断创新的特质，当今回顾诸子时代亦是在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一种连续而非割裂的创新。

共同追求自身连续性：为各文明提供互鉴平台的“诸子时代”理论

　　“诸子时代”不仅是理解中国文明的有效切入口，亦有潜力成为世界各文明进行交流的理论平台。

　　“轴心时代”理论本有为文明对话搭建平台的雄心，它通过锚定历史转折的节点，展示了世界文明进程的深层结构，将原本相隔绝的诸文明整合到同一个赛道上，赋予了它们共同的起源与目标。这比“文明冲突论”更适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是文明互鉴值得参考的重要理论。然而，如上文所述，“轴心时代”这一命题仍隐含某种既定的理论尺度，只不过它将认可的范围从单一的西方世界扩大到了中国、印度这几个文明，其他许多重要的文明其实未能进入此理论平台，似乎它们丧失了参与文明对话的资格。

　　诸子时代理论则将关注的焦点从精神突破（即人的觉醒）转向文明继往开来的方式，更注重文明本身的演进与突破问题。它对于“突破”并不做精神、物质、制度等层面的具体规定，仅强调文明在危机面前总结传统、开创未来以实现连续性的能力，显然更具开放性。如上文所述，在百家争鸣中，每个学派各有其推崇的历史时代，早期中国的各代历史经验由此分别注入各家学说中，诸子百家殊途却同归于“为治”，对应着前诸子时代中国文明代代有变革却在整体上统一于连续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换言之，每个文明的突破节点其关键便是：在辩证中发展的各阶段历史经验被抽象于思想家们辩证的逻辑认识活动，在争鸣中孕育文明未来的发展新方向。所以，各文明在诸子时代这个平台中，要做的只是发现自身文明史上类似诸子百家的“争鸣”现象，并揭示争鸣背后所代表的不同阶段的历史经验，进而探讨它们所孕育的突破或促成尚在孕育中的突破，以实现各自文明在未来的连续性。如此，两个文明之间的互鉴便不是单向度的观念移植，而是要镜鉴对方的争鸣现象、发现自身的争鸣现象，进而理解两种争鸣的结构性异同、面向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借对方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诸子时代的视域下，自身文明突破的答案正藏在自己身上，不可能完全向外寻求，更不可以被外部强加，外部文明只需将自身的“争鸣”现象展示出来，做好一面镜子而非一座灯塔，这大概才是文明互鉴的真谛。中国文明珍视自身的连续性，亦应美美与共、分享连续性背后的奥秘，助力其他文明在自身历史脉络中寻得连续性生长的内生动力。

　　总之，“诸子时代”因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节点地位而成为一个具有深厚理论意蕴的概念，其中蕴含着中国文明之连续性的密码，同时也有潜力成为一种文明对话框架，即以连续性为愿景为当代各类文明提供互鉴的路径与发展的方向，这些都是当前我们反思“轴心时代”、探索“诸子时代”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张耀，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古典学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