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辅助工具到类人属性：网络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想象变迁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令人瞩目。事实上，人工智能也是科幻文学创作中的一类耀眼题材。科幻文学所塑造的人工智能，通常被理解为具有独立生命机能的机器智能体。21世纪以降，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以其敏锐的时代触觉和深邃的人文哲思，深度参与到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实践之中，为这种触及人之本性的想象性书写提供了丰富的注脚。网络科幻小说以AI为核心题材的想象建构，让科学幻想这一相对边缘的叙事类型，从“小众题材”逐渐成长为不可忽视的新文学力量。

　　传统科幻的想象力建构通常钟情于外在宏大世界的主题，诸如外星文明、奇异旅程和太空歌剧等。这些科幻故事以浩瀚宇宙为背景，揭示后人类时代的“诗与远方”。然而，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则正在经历某种“向内转”进程，即将叙事视角从对星辰大海、未来社会和神奇异域等的瞩目落脚到对人类自身生存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类人智能生命形态的审视。21世纪以来，网络科幻小说的AI想象因此呈现出清晰的叙事脉络，构建出一部从新工具到“类人主体”的智能生命进化史。

　　在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网络文学生态中，科幻类型创作很早就开始关注和思考人工智能问题。在被视为网络文学“三大奇书”之一的《小兵传奇》（玄雨）中，关于人工智能的奇思妙想令人目不暇接，归结起来可划分为具备全域拟人化的智能终端系统、半人半机械的“赛博格”、智能主脑的拟态化和实体化（如“数字人”和仿生人）以及具备自主智能的各类机器人与电子人等。这些想象紧贴时代精神的文化内核，本质上是将AI视为人类工具的强化或对人类能力的增强，即希望它们更聪明、更高效、更驯服，以帮助人类实现更高层次的生存目的或生命理想。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部作品，RAYSTORM的《寻找人类》通过演绎生动的文明守护与背叛的故事，为读者构建了碳基生命与人工智能共生于文明末世的“后人类境况”，以此引发读者的反思和警醒；智齿的《文明》则直接将人机博弈的残酷性呈现于读者眼前，高度自主的超级人工智能“降临者”为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所有宇宙有机体生命带来了生死存亡危机。

　　不过，网络作家并不止于打造未来世界的人工智能生态，或是简单划分不同种类的人工智能生命实体。他们很快将AI系统的精神刺激和智能辅助推向超级技能的维度，以此来帮助科幻小说中主角提升能力，进而摆脱生存困境，凸显人工智能想象的社会价值。方想《师士传说》、最终永恒《深空之流浪舰队》、卧牛真人《修真四万年》、会说话的肘子《第一序列》、晨星LL《学霸的黑科技系统》、竹篱殇《至尊光脑》等作品纷纷设定“光脑”“晶脑”“光甲”“宫殿”“超凡者系统”等内置智能系统。在这些作品中，AI不再只是简单的外化工具，而是与人类身体功能联系更紧密的“精神器官”，是人类生命智能的放大器和变形器。在彩虹之门《地球纪元》、火中物《复活帝国》以及《夜的命名术》等网络科幻小说中，人工智能生命（或机器人）则被物化为一种异己的超级文明系统，在存在论的维度上与人类文明展开生死博弈。例如《第一序列》中的“零”在诞生之初就将自己跟人类对立起来，当它在弱小中一步步发展并最终控制了人类思维后，就发动了对人类的战争。在危急关头，主人公任小粟通过复杂的感情牵绊将其驯化，以此化解人类的灭世危机。总之，人工智能叙事的变形，促成了人类生命机能及其存在方式的扩展与延伸。

　　2010年左右，网络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想象再次发生转向。在泛智慧生命共同体的叙事场景中，人类所设想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具身机器智能体相继出现。它们不再作为简单的智能助手或带有恶意的他者，而是被纳入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范畴之内，承担着亲情抚慰、恋爱伴侣、合作伙伴甚至联盟成员的社会伦理角色。猫腻《庆余年》中的“五竹叔”和《间客》中的“菲利普”“小飞”、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中的“老猫”、伪戒《永生世界》中的“朱祁镇”“李芸”、火中物《千年回溯》中的“繁星”、彩虹之门《星空之上》中的“天子”、雾都浪子《AI的代价》中的“零”“灵”等AI或数字人角色，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另类成员，也是更具有哲学深度的肉身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智能生命体”。相对于绝大多数西方科幻文艺作品将AI想象为异托邦语境下的敌对他者，这一时期的中国网络科幻小说更希望将AI想象为某种具有温情的伴生物种，以此折射出儒家文化的和谐共生理念。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AI生命想象具有鲜明的后人类叙事特征。在内容层面，网络科幻小说立足智能芯片、脑机接口、人机交互、混合现实、AI智能体等中国现实科技发展语境，不再将人工智能视为单纯的“傀儡”“敌人”或“他者”，而是重新审视人类与其他智慧生命的关系，讨论AI技术语境下“人性及其异化”这一永恒的命题。比如，烟雨江南的《天阿降临》描述了一种特殊的类AI生命，即“雾族”。它们是由无数单细胞生命集合而成的“集群意志”。每个独立个体自成系统，而无数微小生命体通过协作形成“整体声音”。小说将这种个体比作“火种”，无数生物芯片（火种）组成智能主脑，但它们作为个体既独立又拥有完整的生命特征。这种设定超越了简单的“人类—AI智能体”二元对立，呈现出一种“分布式智慧”的生命政治蓝图。这些创作的核心诉求并非渲染恐惧、对立与人机博弈，而是探索智慧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生命形态间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至此，在20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的AI叙事，已然从对更优化的智能辅助工具的想象，演变为构建具有“类人属性”的独立生命体。它呼应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迁移，即由“好用的智能辅助物”向“可能的合作伙伴/超越者”关系转向。当然，这些科幻小说也会借助AI“类人主体”的塑造显现出创作者复杂的情感态度与价值指向，例如《千年回溯》中超级人工智能“繁星”，她一开始是以人类文明的毁灭者身份出现的。在无序的数据世界中诞生之初，她曾以“镭”自称，并制造大量次级智能体同人类交战，直到主人公陈锋重塑了她的底层运行代码，并赋予她爱的能力后，她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智能生命体”，并与人类联合抵抗“复眼者文明”的入侵。因此，这种充满叙事张力的AI生命想象，也映射了现实社会中人类对于开发AI技术的矛盾心态，自然也蕴含了伦理反思的多重面向。

　　早期科幻作品《文明》的终章曾言，文明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或许在于超越宇宙的毁灭周期，将知识与智慧延续到下一个宇宙纪元。从这个角度来看，AI及其他智能体对生命机能的“超越”并不只是对人类生命能动性的凌驾与主宰，也可视作对所有生命存在与文明潜能的尊重与延续。这种人工智能生命伦理，既是对中国传统科幻文艺创造的人机不能并存法则的另类回应，也是对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审美投射。

　　（作者：鲍远福，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