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美丽中国建设不是单一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涉及发展方式、治理方式、生活方式深层变革，需要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深刻把握其理论意涵、准确落实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效能和民生福祉。

1.深刻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的丰富意蕴

　　美丽中国建设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目标表达和实践展开。国务院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深刻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的丰富意蕴，对于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美丽中国建设直面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生态赤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性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传统工业化模式积累的生态欠账不容忽视。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进入系统部署、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美丽中国建设致力于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生态为民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建设美丽中国，首要在于生态环境美，这也是美丽中国最重要、最显著、最根本的标志。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鸟语花香……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最直观可感的民生获得，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美丽中国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实践，通过系统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这既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生动践行，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最深厚的伦理根基。

　　美丽中国建设突破了西方哲学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困境，确立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认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定位，内在地指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这一理念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观点，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同时创新性地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实现了对主客对立思维定式的根本性超越。在本体论意义上建构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存在论范式，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哲学根基。

　　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将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转变为“内生性”要素，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建设美丽中国，强调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十五五”时期，必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把握“从污染治理向绿色发展转型，从重点攻坚向系统提升拓展，从单一要素管控向协同治理增效推进，从政府推动向全民行动深化”的重要要求。

　　坚持源头治理，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和全过程治理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污染防治攻坚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规划、准入、建设、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发展布局的重要依据，把绿色低碳要求落实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升级、城乡建设转型等重点领域，其核心要义在于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治理，推进多要素多领域综合治理与系统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存在内在的结构、功能和变化规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不能停留在单一污染物、单一生态要素、单一治理工程上，必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统筹城市、乡村、流域、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在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中提升治理效能。

　　坚持协同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入新阶段，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多元，对政策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既要治理传统污染物，又要关注新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和生态系统质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区域流域联防联控，是破解跨界污染和生态保护难题的重要方式。

　　坚持全民行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全民行动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优势。因此，要通过制度安排拓宽参与渠道、健全参与机制，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

3.以制度创新保障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制度创新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要立足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围绕责任落实、资源利用、空间管控、环境治理、协同治理和价值转化等重点领域持续突破，更加注重制度集成、协同配套和执行效能，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效能。

　　健全责任落实和制度集成机制，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根基。美丽中国建设首先要解决“谁来负责、怎样负责、如何问责”的问题。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明晰相关部门责任边界，完善责任清单，强化协同履责，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更好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用，形成发现问题、移交问题、督促整改、公开问责的责任闭环，推动督察从“发现问题、压实责任”向“提升治理能力”深化，把个案整改与源头治理、系统治理、长效治理结合起来。同时，加强责任、资源、空间、治理、协同、补偿和价值实现等制度的集成创新，推动各项制度相互支撑、协同运行。进一步强化制度执行评估、数据支撑、法治保障、基层能力建设和公众参与，着力提升制度的执行效能与落地实效。

　　完善资源利用、空间管控等方面制度，提升源头防控和精准治理能力。美丽中国建设不能只在生态环境末端发力，必须把资源高效利用、空间源头管控与污染防治结合起来。要坚持节约优先、集约利用，健全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总量管理、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制度，强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推动资源利用从总量管控向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循环利用和全链条节约深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前置到规划编制、产业布局、项目准入和资源开发利用环节，推动生态环境管理从粗放式、项目式管理向精细化、空间化、差异化管理转变。健全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环境信息公开等治理制度，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环境健康风险防控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污染物浓度改善向环境质量、生态健康、风险防控能力和公众感受综合提升转变。

　　建立完善协同治理和利益调节机制，增强系统治理效能和绿色发展动力。美丽中国建设既要解决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又要平衡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区域、跨流域、跨介质、跨部门等特征，必须以制度化协同破解碎片化治理难题。应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能。完善流域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推动构建重要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监测预警、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应急联动，把分散治理力量整合为系统治理能力。同时，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合理分担保护成本、共享生态收益，让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严格保护基础上推动生态产品合理利用、绿色转化和可持续增值。

　　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把美丽中国建设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谋划推进，以制度创新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以制度集成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局面。

　　（作者：董战峰、李宏伟，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