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残帙六百年

　　近年来，宋本《金石录》的出版可谓出版界的一大热点。浙江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分别彩印出版了唯二存世的两部宋本《金石录》——上图藏十卷本与国图藏三十卷本。上海图书馆也在年度大展“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上，首次将两部宋刻本合璧展出，引为一时美谈。这种效应，不单单是因为《金石录》在史学研究领域十分重要，更因上图藏《金石录》经多名大家收藏，几乎可以写一部藏书史。

　　北宋靖康元年，金兵铁蹄踏破汴京。动乱中，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仍在为一部书稿呕心沥血。这部书稿，便是《金石录》。《金石录》收录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两千种，上起三代，下迄隋唐五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建炎三年，赵明诚终于完成《金石录》初稿，却随即病逝于奔逃途中。李清照强忍丧夫之痛，不顾疾病缠身，于战乱流离中笔耕不辍。两年后，这部凝聚着夫妇二人毕生心血的著作终于整理成书，李清照也写下了那篇千古流传的《金石录后序》，道尽二人三十四年间的不易。

　　《金石录》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有龙舒郡斋刻本，后宁宗开禧元年浚仪（古县名，今河南省开封市）赵不謭在龙舒郡斋刻本基础上进行了修补印行，但是这两种本子都长期不显于世。直到清代初年，杭州藏书家冯文昌意外收获了十卷残本的宋刻《金石录》（即上图藏本），这部沉寂数百年的名著才重现世间，从此进入藏书家的视野。

　　明代中期以后，宋刻本日渐珍贵，而《金石录》这类名品，更是罕见。元明以来，世人只见钞本，未见原刻，此刻突然出现的宋椠，即便残缺，亦是“鲁殿灵光，岿然独存”。冯文昌当即决定，要为这部珍籍留下独特的印记。他特意镌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曰“金石录十卷人家”，钤盖在《金石录》之上。不仅如此，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称冯氏“长笺短札，帖尾书头，往往用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冯文昌在他收藏的其他书籍和名帖上，也盖上了“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章，说明他以拥有《金石录》为豪。

　　这一创举，无意间开启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后，凡得到此书的藏书家，都会刻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章，以为自豪。自冯文昌开始，此书一直流转于江左藏书家之间。徽州藏书家鲍廷博、扬州藏书家江立、扬州藏书家阮元、杭州藏书家韩泰华、苏州藏书家潘祖荫，皆刻有“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钤盖在其最得意的藏品之上。

　　《金石录》藏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便是阮元与潘祖荫。阮元得书后，立即将此书寄到北京，请曾参与《四库全书》纂修的大学者翁方纲赏鉴。这位学坛领袖，时年八十五岁，已然耄耋。他收到此书，欣喜异常，“校之玩之累月，作跋数百字，手书册后”，又撰《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相赠。翁方纲去世后，阮元携此书宦游南北，从两广总督到云贵总督，从回朝任职到致仕还乡，始终随身携带，一有闲暇，便拿出来欣赏，先后在书上题写五条跋尾，钤印七十余次，并广邀师友题咏。其侧室刘文如还考辨赵李联姻背景及年寿岁月，意图为李清照晚年再嫁之事辩诬。

　　清道光二十二年，此书归入杭州藏书家韩泰华之手。韩泰华酷好金石，在《无事为福斋随笔》中写道：“一日，书贾来售，惊喜欲狂，古色古香，真可宝贵，余得之，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一印。”同治十年，此书转归苏州潘祖荫所有。潘祖荫将各家题跋录入《滂喜斋藏书记》，并请篆刻家赵之谦为自己刻印。潘祖荫将此书视为书斋至宝，邀请海内同道欣赏，陈介祺、李文田、李鸿裔、叶昌炽等名家相继在书上题跋题款，使此书的价值“不亚于法书名画”。

　　1960年，此书入藏上海图书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结束了六百年的流转生涯。浙江古籍出版社在2024年彩印这部宋刻《金石录》时，将全书钤印全部析出，计有300方。300方印原大原色附录于书后，考证释文，按印主生卒年编排，并在印章下附以该印章的原书页码。自此，这部“十卷人家”《金石录》的递藏源流一目了然。

　　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宋刻本《金石录》出版后，很短时间内便告售罄。《金石录》相关展览，亦让“宋本”“金石学”“藏书史”等多种文化概念，传播于大众之间。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出版之于古籍传承与文化传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祖胤蛟，系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