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的“偏移”与“新见”

　　【文学阅读大家谈】

　　文学作品自诞生起就面临着接受主体的千差万别、文辞之间的矛盾裂隙，以及不同时空中的“闪展腾挪”。不论是层层剥笋般的精读细读，还是蜻蜓点水似的不求甚解，抑或曲径通幽与另辟蹊径，一切合情合理的阅读方式似乎都有“偏移”的影子。其中有的属于“误读”，指向的是文本客观复原式阅读的反面，与作者的原意相违背，是阐释行为中的谬误、失误或迷误。不过也不能轻易将其涂抹上贬义的色彩，因为也可能是正向的“偏移”，能够提供创造性的“新见”。对原文本的确定性的怀疑、冒犯甚至叛离，很可能跨越思维惯性的桎梏，激发出文字本身的灵性、智性与多重可能性。

读者在阅读上有审美差异性，也有见仁见智的能动性

　　文学阅读之所以出现“偏移”，是因为文本的开放性结构和阐释的自由。文学活动可被理解为作者、作品和读者所构成的信息传递过程。读者可能因为言说者的不在场，对作品进行个性化解读。有西方学者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将“误读”视为对抗性、校正性、创造性的方式，能解构文本的盲点，获得洞见。阐释的自由则带来文本批评的广阔与丰赡。任何文学阐释都难有唯一的标准，这是“误读”与原文本相得益彰的前置条件。

　　批评家李健吾评述巴金的“热情”让叙事流畅，也带来描写上的疏忽。巴金辩解称小说“不需要如画的背景”，爱情只是人物性格的展台，重要的是“信仰”。李健吾则指出自己的解读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不同解读的产生源于认知的差异，巴金注重作品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容，而李健吾追求“形式即内容”。

　　另外，还有语言限度的问题。《周易》中的“言不尽意”，陆机《文赋》中的“文不逮意”，以及刘勰所说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等，都是文辞无法充分而精微地抒情表意的注脚。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直指创作者的难题，即如何以有限的叙述空间延展出力拨千斤、举重若轻的爆发力。钱锺书阐明词语与含意之间的沟壑：“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

　　语言的暗示性与语言的限度并不悖反，两者是“掩饰与展示”“藏与露”的依存关系。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姜夔的“语贵含蓄”，以及李渔的“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等，绵延出“无声胜有声”的文论韵味。叙事上的空白给读者留下阔达而含混的想象空间。文辞的浓缩、凝练、内敛与跳跃，带来的是文本理解上的歧义和偏差。换言之，文本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读者不同的释读视角相遇合时，往往能激荡出万花筒般的阅读景观。所谓“诗无达诂”，不仅肯定读者的审美差异性，还强调阐释者见仁见智的能动性。这是文学阅读“偏移”现象源源不断生成的动因和奥义。

　　从读者层面来看，阅读的过程是自己与作家展开精神对话的过程，是相互之间美学经验交流与碰撞的过程。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写道：“倘若我们今天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就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是创造新意）。”其中的“发现新意”而不是“创造新意”，指涉的是文本创造受制于生成时的话语时空，以及作家与世界的交互关联。读者在诸多“限制”中勘探文本之路，实则是烛照作品的宽广、深邃与细腻之途。作品并非冷冰冰的展品，而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呼吸的场域。那些貌似向壁虚造的读解，时常能触碰到叙事的玄机与深意；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常常能勾连出汪洋恣肆的神韵。在审美观照下，作品中隐匿的、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某些确定性的存在，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发掘出来。

不同的解读方式可能促发新的美学创造

　　阅读的“偏移”也可能成为创新的活水源泉。多种形态的审美感觉不期而遇，能促发想象之舟的远航。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沉钟》，以铸钟匠立志重铸新钟，象征坚韧不拔的精神，又以铸钟匠听闻妻子投水自尽、在水底敲响沉钟而放弃铸钟，暗示理想与现实的纠缠。20世纪20年代，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被这部作品触动，以“沉钟”这个意象给新创办的刊物命名。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解各有千秋，逸出原初语境，与杂志社同仁“为崇高的理想而严肃工作”的现实追求息息相关。

　　事实上，一部作品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固化和稳定，其所蕴含的灵动、思辨的因子，能促发他人在阅读的旅行中偶遇创造的灵机。不论是微言大义的意象，还是一唱三叹的情节，这些美学元素再次被激情点燃时，被推向又一个新的表演舞台。它们不仅展现作品的价值与审美演变，还悄无声息地构成阅读史甚至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象。

　　李健吾对《鱼目集》部分诗篇发表的见解，曾遭到作者卞之琳的辩驳，李健吾则回应道：“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这场由阅读“偏移”而产生的对话，意义不仅在于平等交流中读者主体意识的彰显，更是为思考诗的美学原则搭建争鸣的平台。其关联着20世纪30年代诗歌晦涩化追求的论辩与探讨，让现代派诗歌的存在价值与美学特征在经验互动中更加显现。读者别具匠心的阐发，作为一种经验的“越界”，不仅能在原生态的文学质地上叠印出妙趣横生的色调，还能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和情感空间。

　　阅读的“偏移”，不仅能蔓延出羚羊挂角般的神会与妙悟，还能开辟出艺术花园中奇崛瑰丽的“交叉小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援引《诗经》里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称赞其中蕴含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她在小说《倾城之恋》写范柳原给白流苏念的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慨叹世事无常、人生如寄，“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作家受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叙事节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认为两人之间的爱情并非毫无算计。小说中，“与子成说”被有意地写成“与子相悦”，凸显范柳原的轻浮与油滑。原诗里对感情的虔诚与珍重，又被诠释为情感的世故与庸常，悲壮的底色在小说中不动声色地衍化为余韵悠长的苍凉。写作的发生关乎着作家感悟生活、透视生命秘境的能力，同时也得益于作者在阅读的器皿中淘洗、筛选出的精华。只言片语可被采撷成章，洞幽烛微亦可缀玉联珠。创作灵感的“破土而出”，既可能源于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积蓄已久的苦思觅求，也可能产生于阅读世界中的灵光乍现与细腻哲思。

　　当然，文学阅读不是主张随心所欲、捕风捉影，而是依托于主体的才情、灵性和思想储备，从而让静止的文本生动起来、活跃起来，焕发出丰沛的生命力。对阅读趣味的发掘与勘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理念束缚，重新确立衡量文本的坐标，进而照亮作品中未被察觉的角落，释读出绵绵不绝的新意。

　　（作者：谭宇婷，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