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引擎 新动能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攀升，情绪经济正从“小众赛道”成长为“万亿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情绪经济”亦写入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为更好理解和把握情绪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本版特邀请三位青年学者围绕情绪经济的人文价值、经济意义展等相关话题开讨论。

　　与谈人

　　周慧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汤城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刘备 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晓飞

1、情绪经济的内涵与现状

　　记者：近年来，从盲盒、手办到宠物经济、疗愈SPA，再到AI虚拟陪伴、沉浸式文旅，情绪经济的形态越来越多样。该如何理解这一新现象，它与传统消费模式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周慧珍：情绪经济是顺应大众精神需求升级诞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它以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为核心价值导向，以愉悦、慰藉、身份认同、关系联结和体验记忆等为重要精神诉求，通过产品、服务、场景、内容和社群等载体，将原本未被充分识别或难以标准化供给的心理需求，转化为可识别、可供给、可交易的经济活动。从供给侧来看，情绪商品所承载的愉悦、放松、治愈、新奇等情绪价值，主要由情感劳动、创意劳动、数字劳动等创造，并通过IP符号、场景叙事和虚拟互动等具体形式呈现出来。从需求侧来看，“为情绪买单”体现了主观心理因素在消费需求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汤城建：马克思将商品定义为“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传统消费与情绪消费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消费品类的更新，而在于究竟将哪种“需要”置于决策的核心——前者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商品的使用功能、性价比、耐用性等构成消费决策的基石；后者则改变了这一价值排序，情绪治愈、身份认同、圈层归属、精神愉悦等成为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情绪价值正从传统消费的“附加赠品”变成“核心购买标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更多是在购买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社交货币或者一种自我叙事，而非单纯的物理功用，消费行为本身也从单纯的“占有物品”升维为“参与关系、表达意义”的实践。

　　记者：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为情绪买单”时代的到来？

　　汤城建：情绪经济的兴起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离不开经济层面的现实支撑。一方面，经济增长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收入的稳步增长使消费者具备了为情绪价值付费的现实能力。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1，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催生了居民为情绪价值付费的意愿。2025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正处于消费转型的关键区间，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兼备，成为情绪经济兴起的重要前提。

　　刘备：如果说经济水平的提升为情绪消费提供了支付能力，那么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则催生了难以替代的情感需求。当代社会节奏快、职场竞争激烈，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情绪宣泄、压力舒缓需求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小型化、独居群体规模扩大日趋普遍，传统熟人关系提供情感支持的能力有所弱化。随着线下倾诉的渠道日益稀缺，市场化的情绪产品、疗愈服务、陪伴体验等成为填补情感缺口、调节心理状态的重要方式，为情绪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需求支撑。同时，社会对心理健康和个体表达的认知也更加开放，使得过去被忽视、难以量化的需求，如今更容易被看见、被表达，也更容易得到市场的回应。

　　周慧珍：情绪经济的兴起离不开技术革新的驱动。AI、大数据、VR/AR等数字技术，催生了AI虚拟陪伴、沉浸式疗愈、线上情绪疏导等新业态，极大拓宽了情绪消费的业态边界。技术迭代持续压缩服务成本，让原本较为昂贵的专业心理咨询、情绪疗愈服务的价格降至大众可负担的平价区间，打破了高端情绪服务的消费壁垒，让情绪消费从小众高端体验变成全民可及的日常消费。算法推荐也提高了细分产品与人群的匹配效率，让情绪反馈和情感支持变得更加可及。

　　记者：如何评价当前情绪经济的发展现状，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刘备：从需求侧看，当前我国情绪经济已跨越“有没有市场”的验证期，进入“能否持续扩容”的关键阶段。近年来，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攀升，增长动能十分强劲。需求结构大致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消费群体年轻化与全龄化并进，Z世代仍是主力军，但银发群体、新中产、职场人群的渗透率快速提升；二是消费场景从单一购物场景向工作、社交等全场景渗透，线上沉浸式体验与线下疗愈空间深度融合；三是消费深度从浅层的“即时悦己”向深层的“情感疗愈”“自我成长”演进，消费动机由功能满足升级为身份认同与价值实现，复购意愿与用户黏性显著增强。精准识别分层化、场景化与深度化的情绪消费需求，以有文化底蕴与情感深度的高品质供给持续回应市场，是决定下一阶段竞争能力的关键。

　　汤城建：需求端的扩容升级倒逼供给端提质增效。当前，我国情绪经济以外延式扩张为主，一批头部企业已率先跑通商业模式，充分验证了情绪价值的商业溢价能力。供给侧大致呈现以下积极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流量思维”转向“用户思维”，注重产品的情感深度与文化内涵；二是IP运营从简单的形象授权向内容共创、社群运营纵深发展；三是文旅、零售、心理服务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持续深化，催生出沉浸式体验、情绪疗愈等新业态。但是，供给结构失衡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头部企业凭借IP壁垒、品牌优势占据高端市场，大量中小企业跟风复制爆款、堆砌情绪化概念导致产品同质化、服务低质化。亟须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培育更多真正能长期理解用户、稳定提供价值的企业。

　　周慧珍：情绪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与引导。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围绕情绪经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情绪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湖北等多地将情绪经济、情绪价值、悦己消费等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政策。未来在服务标准、职业边界、隐私保护等方面仍需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规则。

2、情绪经济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记者：情绪消费的兴起，使消费者决策从“功能满足”转向“意义满足”、从“价格敏感”转向“情绪敏感”。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消费函数中效用结构与边际决策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汤城建：情绪消费的兴起实质是对传统消费理论单一效用判定标准的修正与拓展。首先，丰富了消费效用的构成。除商品数量、功能质量和价格外，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还包括愉悦感、仪式感、身份表达、社群归属和关系陪伴等。同一件产品的物理功能可能相近，但因审美、文化符号、互动过程和个人记忆等不同，总效用会有较大差异。其次，传统消费理论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情绪消费打破了这一规律：随着持续复购，消费者与IP、同好圈层之间的情感联结不断加深，归属感与精神满足感同步提升，形成边际效用递增的特殊现象。再次，消费者价格敏感度降低。情绪商品定价普遍更高，消费者仍愿意为之支付溢价。这种非生活必需品却呈现低需求弹性的特征，在传统价格弹性分析框架中难以得到充分解释。

　　周慧珍：消费逻辑的转变，正从需求释放和供给优化两个维度重塑内需增长动能。首先，在“卖产品”转向“卖情绪”“卖体验”的过程中，传统产品和服务转化为表达情感的载体，“情绪+”赋能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实现转型升级。其次，由情绪消费所催生的精神体验类新业态新模式，不替代传统刚需消费，能够有效拓宽市场空间。再次，通过推动企业向IP运营、体验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能够把潜在的精神文化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形成供给升级、消费扩容的良性循环。

　　记者：情绪经济在满足个体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职业并推动了传统服务业的转型，这一过程是否也释放了大量的社会价值？

　　汤城建：它所释放的社会价值，贯穿从个体表达到群体共鸣，再到文化传承的多个层面。在个体层面，它以低门槛、日常化的方式填补情感缺口，帮助个体识别、表达和调节情绪，减少负面情绪淤积，丰富和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层面，它以兴趣为纽带形成情感社群，让独居青年、流动人口和老年人等群体在交往中获得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弥补传统社群萎缩带来的联结空白。在文化层面，国风IP、非遗文创等情绪产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消费内容，让大众在消费过程中自然建立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周慧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情绪经济催生了“情绪秒回师”“情绪整理师”等新职业，推动心理咨询、艺术疗愈等传统服务业向市场化、场景化方向转型，这不仅有利于拓宽就业赛道，丰富就业选择，也有利于就业结构的优化。具体来说，它把原本分散、非标准化的陪伴、沟通、审美和照护等需求，逐步转化为专业服务需求，扩大生活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并产生一批连接心理知识、沟通能力、内容生产和数字技术的新岗位，也有助于推动服务岗位从简单流程执行向复合型、技能型劳动升级。

　　记者：情绪经济使消费从“物的满足”走向“人的关怀”，这种将“人”置于经济逻辑中心的消费形态，是否也丰富和拓展了人文经济学的内涵？

　　汤城建：提出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对人文精神的回归。情绪经济推动经济逻辑从“物的满足”走向“人的关怀”，让经济发展重新回归“服务于人”的本质，从而让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变成可触摸的市场实践，使经济学更贴近真实人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下，为情绪价值付费被归为“非理性”。但情绪经济的兴起恰恰说明，个体为精神满足支付溢价，本质是其对自身完整福祉的主动追求，并非脱离理性。情感慰藉、身份认同、精神愉悦等主观需求也是效用的组成部分，追求内在情感收获和物质收益一样，都是人的理性选择。

　　刘备：情绪经济把经济发展的评价尺度重新拉回到人的完整需要上来——人的福利不仅来自收入和物质数量，也来自尊严、幸福、被理解、可选择和有归属感等方面。这深刻印证了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情绪经济也丰富了对经济主体的理解。现实中的消费者不是孤立、恒定、只计算价格的抽象个体，而是嵌入家庭、社群和文化关系中，其行为会受到情绪状态和身份认同影响。

　　周慧珍：人文经济学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情绪经济将“人”置于经济逻辑中心，以情绪价值的生产、交换与消费为主要内容，对丰富和拓展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情绪经济不仅是消费形态的变迁，更是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在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其本质是以情感为纽带的“文化力”向经济领域的自然延伸。它通过将共情、审美、归属等人文要素嵌入消费场景，提升了产品的文化价值，使经济活动从单纯满足物质需要转向兼顾人的情感体验与精神世界的丰富，实现了“文化—情绪—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发展不应只见物不见人，而应回归到人的完整需要和全面发展上来。

3、推动情绪经济健康发展

　　记者：情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场景创新。从供给侧看，应从哪些方面发力，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与场景？

　　周慧珍：我认为，企业应以深度情感洞察替代浅层情绪标签，构筑产品与内容的差异化优势。重点包括：一是锚定细分人群在特定时刻的具体情绪痛点和真实情感缺口，有针对性地打造适配产品与服务，用精准的情感价值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二是围绕用户的情绪变化规律，打造全链路沉浸式情绪场景，让场景设计真正贴合人的真实情感需求。三是推进IP化长效内容运营，避免简单追热点、短经营策略，通过常态化内容更新、系列化产品迭代深化用户情感羁绊，拉长产品生命周期。

　　刘备：市场主体在确保品质底线的同时，也要以共创生态打造有情感穿透力和持久生命力的供给。一是搭建用户共创社群，让消费者成为情感共建者。建立正式反馈机制，将用户的使用体验、个人记忆融入下一代产品迭代中，通过用户共创、线上线下联动，将一次性的消费行为转化为长期持续的深度参与。二是注重从业人员的专业底色与服务温度，要在保证提供专业服务的基础上，提升从业者的共情能力。三是审慎应用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AI等技术手段可有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但在陪伴、心理和隐私场景中要保留人工服务、退出机制和风险提示。

　　记者：如何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使情绪经济的发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

　　周慧珍：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情绪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供给。健全的行业标准与监管规则，是情绪经济有序繁荣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加快完善行业标准。针对情绪消费的“非标化”特征，建立分级分类标准体系，按不同业态划定服务规范，厘清情绪陪伴与专业心理干预的边界，建立基础质量评价准则。另一方面，创新监管理念与方式。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为创新留足空间，同时严守底线。此外，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可信的服务评价与追溯体系。

　　刘备：还需从空间拓展和价值引导两端发力，推动情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扩大情绪消费的物理空间与社会场景供给。加大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开拓更多情绪消费的空间场所。通过社区、公共文化场馆、旅游空间和养老设施等打造优质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建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评价机制。既要关注消费拉动、就业贡献和创新活跃度，更要将用户权益保障、心理健康促进、社会联结增强和文化价值传递等社会效益纳入考核维度。通过科学设置评价权重和动态监测机制，引导企业兼顾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确保情绪经济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汤城建：人的专业能力和技术的安全可控也至关重要。在职业认证与人才培养方面，加快将情绪疏导、心理疗愈等职业纳入技能认证体系，加强从业者培训与资质管理，提升行业专业化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规范从业资质审核与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强化从业者的专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以职业化、标准化建设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加大对情绪经济领域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劳动者权益保障。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鉴于情绪消费涉及大量个人情感数据和心理信息，应将心理隐私列为敏感数据，要求平台企业对标严格标准，对用户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加密保护和访问管控。值得注意的是，情绪经济可以补充公共服务，但不能替代基本的心理健康服务、社区支持和公共文化供给。

　　记者：在消费者素养培育方面，应如何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形成健康的情绪认知与消费习惯？

　　汤城建：消费者素养涵盖个人能力素养、文化知识素养、思想道德修养等方面。针对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认知特点与消费习惯，需要搭建家庭、学校、行业、社会协同联动的培育体系，全方位涵养健康的情绪认知与消费理念。首先，家庭是情绪教育的第一课堂，重在启蒙引导。可通过社区讲座、家长课堂等渠道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健康的情绪认知与正向调节思维。其次，学校是系统化教育的主阵地，重在常态化普及。情绪管理教育应按照从情绪认知、科学解压到理性消费思维、系统性财商教育的链条，分阶段常态化推进，帮助学生识别情绪、健康宣泄、理性审视，最终形成成熟理性的消费决策能力。再次，行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消费场景中植入正向引导，潜移默化引导健康消费习惯。最后，社会需营造正向舆论氛围，拓宽公共情绪出口，传递积极健康理念。

　　刘备：当然，情绪管理教育并非机械的知识灌输，而是强调通过沟通训练、艺术体育、同伴互助和生活实践等多元路径，帮助公众在真实互动中习得识别情绪、表达需要和主动求助的能力。培育健康的情绪消费文化，既需要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情绪认知——理解“有情绪”不等于“必须消费”，消费可以带来慰藉，却无法替代睡眠、运动、真实社交和必要的专业支持；也需要提升全民的理性消费与数字素养，帮助消费者识别盲盒、限量、连续订阅等场景中的稀缺营销、沉没成本和算法诱导，养成预算意识和冷静期习惯，让每一次消费决策都是基于清醒的自我认知，而非被情绪裹挟的被动反应。同时，引导平台主动减少针对未成年人的成瘾性设计和算法过度推送，让技术服务于健康消费习惯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