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中沉淀美育的“留量”

　　近年来，博物馆日益成为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空间，参观博物馆、参与文化活动也逐渐成为人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数字媒介不断拓展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空间，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方式更加多样，博物馆同样在积极探索，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和公众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博物馆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如何更好发挥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和美育功能，也成为值得关注的课题。部分博物馆在探索大众化、年轻化表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展览的传播效果和互动体验，一些具有较强视觉吸引力和话题性的展览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打卡、分享等也成为观众参与博物馆文化活动的常见方式。

　　随着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如何提升自身运营能力、增强发展活力，成为不少馆所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同时，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也直接影响着博物馆参与大众文化生活的方式。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在于数字媒介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也让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文化创造与表达，推动文艺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中不断丰富发展。然而，一些馆所将其简单等同于算法主导下的流量至上，比如为节省人力财力，直接搬用与本土历史文化毫无关联的网红卡通IP特展，既不需要深耕本土馆藏，也不需要投入专业策展力量，更谈不上思考如何与地域文化结合、讲好本土故事。这种做法看似提高了效率，实则容易偏离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本意，并给行业发展带来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基本定位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性，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研究、欣赏列为其核心功能。如果优质展览空间和传播资源过多集中于商业IP，而与博物馆自身文化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就可能影响公共文化资源效能的充分发挥，本应普惠全民的文化空间就可能变成消费场，与其社会美育的初心背道而驰。

　　其次，参观者在观展过程中的认知留存和文化体验也值得关注。当然，要求每一位参观者都成为研究者并不现实。“打卡”作为一种初级的文化接触和社交分享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至少意味着“走近”。博物馆美育的关键，不在于拒斥这种走近，而在于如何通过精心的内容设计，将这份短暂的“走近”转化为哪怕片刻的“走进”。但现实是，部分馆所满足于“走近”带来的流量，观众在摩肩接踵中匆匆拍照，在限时催促下潦草离场，留下的不是对文化的敬意，而是对拥挤的抱怨。如果外来流量展与本土馆藏缺乏有机联结，观众就难以建立对博物馆历史沿革、核心藏品与地方文化特色的系统认知，离开展馆后知识印象也随之消散，博物馆难免沦为社交媒体的背景板。

　　频繁依赖外来流量展，长期来看还可能影响博物馆自身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彰显。当一所博物馆不再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其策展逻辑被外部IP的档期与主题牵着鼻子走，自身的文化个性便在不断移植中稀释。馆藏长期沉睡，专业人员研究阐释的动力随之萎缩，海量珍贵文物或寄居库房，或借展他处，难以通过常设展览等方式与公众充分见面。

　　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属性。博物馆自身应始终以美育大众作为最重要的职责，以我为主，理性看待流量。流量型展览可以成为触达更广泛人群的轻入口，但绝不能反客为主。博物馆应进一步突出自身文化资源和专业优势，建立基本服务与增值服务的清晰边界，将以馆藏为核心的常设展览、公共教育活动作为不可让渡的基本服务。拉长展期、疏浚人流，还馆舍以从容与静谧，让观众在安静的空间里凝视、沉思、与文物独处，让美育更好地发生、延续。

　　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还应从优秀展览中汲取经验，学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流量。有些展览之所以成为现象级爆款，正是因为策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挖掘藏品价值，再以大众普遍接受的方式进行叙事输出，从而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吸引力。这启示我们：博物馆不应排斥大众参与，也不应简单迎合短期流行趋势，馆所应当沉下心来熟悉库房、梳理那些被尘封的文物与历史，并从所在地的文化脉络中汲取养分，以小而深、美而雅的原创展览，展现文物背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唯有真正读懂藏品，才能用创意彰显其独特个性与文化价值，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转化为观众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审美经验，在观众心中激起真诚的回响。

　　文创开发同样值得重视。它不应只是展览结束后的一次性消费附属品，而应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可深度再创作的文化载体。以馆藏为根基，用二次创作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将浅层游览升华为深度体验。博物馆可以主动开放馆藏元素，邀请观众、设计师、青年艺术家围绕文物故事进行二次创作，让文创产品从单向的“馆方设计—观众购买”转变为双向的馆众共创。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极具参与感的美育实践：参与者在创作中进一步深入理解文物内涵，而文创产品的形式和文化表达也由此得到丰富。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结构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捕捉观众即时反馈、感知审美趣味的优良渠道。通过分析共创作品的主题偏好、消费数据与社交媒体上的分享评论，馆方能够更好地洞察公众的文化需求与期待，这些洞察不仅能直接反哺未来的策展、教育及服务设计，形成一个“创造—反馈—提升”的良性服务循环，也能通过深度文创产品的开发，有效增强博物馆自我造血能力，实现文化传播与社会效益、运营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大众文艺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公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为博物馆拓展文化传播方式带来了新的机遇。流量型展览具有较强的关注度与亲和力，有其独特的传播价值，可以成为博物馆激活馆藏、触达更广泛受众的工具，关键在于要懂得如何利用，而不是过度依赖。博物馆可以拥抱大众，但不应向算法妥协；可以探索运营创新，但不应让渡公共性。唯有以美育为锚，在活力与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社会审美素养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文化与大众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

　　（作者：李欣蕾，系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研究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