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纳穆诺：西班牙旷野上的骑士

　　作为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与思想家之一，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以丰沛的散文、小说和诗歌创作，在现代西班牙的思想和文化版图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年是乌纳穆诺逝世90周年，我们回望这位西班牙哲人的生命轨迹与精神遗产，聆听他关于生命、创作与永恒的哲思。

Ⅰ 命运跌宕的大学校长

　　1864年9月29日，乌纳穆诺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毕尔巴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乌纳穆诺在青年时有两大爱好：一是阅读，广泛涉猎文学、历史与哲学著作，为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则是折纸，尽管其精湛的折纸技艺常被文采掩盖，但他是20世纪欧洲折纸艺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位于萨拉曼卡的乌纳穆诺博物馆中，至今仍摆放着他亲手制作的折纸作品：穿着中世纪兜帽的人偶、惟妙惟肖的长颈鹿、大象和鸟类，让人惊叹这位被称为“强劲的精神机器”的学者，竟也拥有如此细腻的匠心和灵巧的手指。

　　1880年，16岁的乌纳穆诺前往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哲学与文学，20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27岁时，他获得萨拉曼卡大学古希腊语教席，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妻子在这里育有9个子女，重要著作如《迷雾》《堂吉诃德与桑丘的生活》《生命的悲剧意识》等也都从这里诞生。乌纳穆诺的思想逐渐在西班牙产生回响，他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一起，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西班牙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98年一代”。

　　作为“98年一代”的核心人物，乌纳穆诺以鲜明的个性著称。他性格激烈强势，喜好与人争辩，经常通过报刊和书信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进行辩论，在文章里对别人的观点进行激烈驳斥，从而申明自己的主张。萨拉曼卡是乌纳穆诺崭露锋芒的舞台，他积极投身当地文化生活，成为市中心马约尔广场“新潮咖啡馆”的常客。每天午后，他准时出现在露天咖啡馆，周围聚拢着学生和作家，每次对话都是一场小型论战，每个话题都可能引发他滔滔不绝的雄辩。

　　1900年，年仅36岁的乌纳穆诺出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其就任演讲气势磅礴，呼吁学术研究关注社会、扎根现实：“我坚信，大学校长的一项道德义务，甚至可以说是宗教般的使命，乃是推动大学呼吸街巷与田野的气息，把渴求真理与正义的人民所期盼的声音带给他们，那就是无私而崇高的知识的声音。祖国的良知倘若不在最高学府的科研机构中淬炼，又将在何处炼成？”

　　然而，在西班牙政权更迭与思潮激荡的复杂局势下，乌纳穆诺的教育生涯波折不断。1914年，他因抨击时政、卷入公共纷争等原因而遭罢免，后又因反对独裁被流放，直到独裁政权倒台，他才得以重返萨拉曼卡，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1931年他再度出任校长，然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再次被罢免，随即又恢复了职务。

　　西班牙内战使西班牙进入现代史的至暗时刻，而乌纳穆诺也即将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36年10月12日，在萨拉曼卡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面对法西斯将领的反动言辞，72岁的乌纳穆诺缓缓起身，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此后，乌纳穆诺便被软禁在家中，于1936年的最后一天猝然离世。

Ⅱ 在《迷雾》中思考生命意义

　　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当时乌纳穆诺刚被撤销校长职务，一战也即将爆发，他写道：“那个时期我觉得自己被笼罩在西班牙、欧洲，甚至人类世界历史的迷雾中。”

　　《迷雾》被译成十几种语言，是乌纳穆诺被翻译最多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品。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家境富裕、父母双亡的青年奥古斯托生性纯良、喜好沉思。他偶遇钢琴教师欧亨尼娅并坠入爱河，帮她还清债务，但他并未赢得美人芳心，欧亨尼娅在婚礼前与男友私奔，背叛了他。奥古斯托因此陷入幻灭的痛苦，最终死去。尽管今天的读者对“元小说叙事”“同心圆环形结构”等曾经颇具实验性的写法已不再陌生，但这个简单的故事依然能牢牢吸引读者读下去。乌纳穆诺曾说，他早就预料《迷雾》会成为自己最流行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小说的主人公奥古斯托不谙世事、心思纯净，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想象大于现实的美妙世界。仅凭一次会面、一个眼神交汇，他就开启了关于爱情和未来的联想，把偶然的邂逅想象成诗意的必然。他在给心上人的信中写道：“您那双眼睛是我云雾弥漫的世界中的一对明星。”初尝的爱情如星辰，照亮了他被迷雾笼罩的人生。不过，《迷雾》描述爱情的独特之处并不止于此，更在于奥古斯托对生活和自身所持的一种观察态度：有时主观而片面，有时又颇具美学和哲学深度，他对于爱情魅力的判断极具哲学意味——“隐约，这便是爱情的学问。在雾中隐约地看见。”他与朋友从哲理层面讨论人的本性，甚至把求婚当成一次关于情感反应的人类行为实验。

　　此外，小说的形式也很有特色，大量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这正是乌纳穆诺的匠心所在。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因为人们喜欢对话，喜欢对话本身，哪怕没有内容。这就是对话的魅力。”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我们读到了主人公对哲学、历史、文学创作等看似与爱情主线无关的讨论，这些大多是乌纳穆诺本人观点的投射，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涵，也使作品跳脱了常规叙事模式，获得更大的自由。

　　最终，小说的深层主题凸显出来，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能驱散头脑和心中的“雾”。爱情是一面镜子，引导主人公审视自身与世界，并发出具有自我主体性的呐喊：“我的生命也许渺小，但它是我的！”

　　然而，小说在结尾再次反转，这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津津乐道的部分。奥古斯托心灰意冷，萌生死志，他在报纸上读过乌纳穆诺对死亡的论述，于是决定亲赴萨拉曼卡，和作家探讨一番。岂料，他敲开的不仅是作家书房的门，更是分隔作者与人物、真实与虚构的神秘之门——他惊讶地得知自己竟是作家笔下的造物，他的生命和思想竟全部由人操纵、身不由己。尽管他试图反抗，最终却仍走向了宿命般的死亡，那正是小说在开头就已交代的结局。奥古斯托在结尾向自恃主宰者的乌纳穆诺提出质问：“如果我的命运不由自主，那么您和所有读者的命运，又将如何？”书中没有给出答案，但其中对于生命与虚无的存在主义式叩问依旧引人深思。

Ⅲ 《生命的悲剧意识》与“吉诃德主义”

　　乌纳穆诺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哲思方式体现出典型的“西班牙性”：思想丰富繁杂但没有形成严谨体系，而是潜伏在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里，因此其观点并非通过概念和推理呈现，而是借由虚构的人物和情节，通过隐喻、抒情、对话等方式进行表达。正如乌纳穆诺所写：“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哲学、西班牙的哲学是纯净的，它融合在我们的文学、生命和行动中，融合在神秘主义里，但是却没有融合在哲学的体系里。”

　　《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乌纳穆诺哲思的成熟表达，集中阐释了他对存在主义的独特认知。他认为，存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然而，个体生命必将死亡，于是他转而追问如何实现精神的不朽。他既不认同传统天主教教义，也不完全赞成西方理性主义，认为两者都无力解决关于生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他认为生命具有一种悲剧性意味，也就是“生命的悲剧意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乌纳穆诺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者，相反，他所做的大量工作正是试图在生命悲剧性的基础上，论证新的希望的存在。他的思索并非纯粹理论探索，而是在20世纪初西班牙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所做的深切思考。在这种历史关切下，他选择了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方式来寄托思想：将堂吉诃德树立为一种“新的精神信仰”的代言人，这背后折射出他对盲目现代化的抗拒。他认为西班牙人本质上无法被“欧洲化”或“现代性”所同化，不应盲目追随潮流，而是应遵循自己的路径。

　　他赋予堂吉诃德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认为在“吉诃德主义”中蕴藏着西班牙的精神和未来：“堂吉诃德是一位满怀英雄式绝望的人，对于那些处在灵魂与不朽的渴望间的战场的人而言，他是一座永恒的灯塔。”他认为，堂吉诃德既不拒绝生命也不拒绝理性，而是在两者的相互撕扯中忍受磨炼灵魂的痛苦，把信仰建立在不确定性上，以一种决绝的悲剧姿态与外部世界抗争，“在他身上寄托、包含着西班牙民族不朽的心灵”。

　　乌纳穆诺的哲学写作揭示了西班牙精神的深层特质。在《生命的悲剧意识》里，他声称：“我是西班牙人，几乎没有走出过国门的西班牙人，是西班牙传统的鲜活产品。这个传统是情感传承的传统、善于幻想的传统，而不是躺在故纸堆上的传统。”他所推崇的西班牙精神特质，是对情感、幻想等内在力量的执着，是对一种原始、顽强而不受规训的生命力量的珍视，而这种力量同时还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和悲剧意味。

　　乌纳穆诺通过“吉诃德主义”呼吁民族灵魂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这是他作为西班牙思想者，面对20世纪初矛盾尖锐的欧洲所做出的回应。如今，他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想以及不遗余力的“吉诃德式”呐喊依旧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为我们在跨文明视野下理解“什么是西班牙”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那么此时此地，堂吉诃德的新使命是什么？呐喊！在旷野里呐喊！虽然人们听不到，但是旷野听到了。终有一日，旷野将变成一片声浪磅礴的森林。这孤寂的声音如同播撒于旷野的一颗种子，也终将长成一棵参天的雪松，用广袤的枝叶向着生命与死亡唱颂永恒的赞歌。”

　　（作者：蔡潇洁，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