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道尽文学史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如果有人说，可以用一句话勾勒三千年中国文学史，人们大概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近代以来，确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被视为一部微型的中国文学史，这便是出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中的语句：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为《宋元戏曲史》写序，故所论止于“元曲”。此后，人们推而广之，又加上“明清小说”“晚明小品”等简称。在王国维之前，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名称早已存在。王国维的本意是讲元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是论述整体的文学史。他用一句话把“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元曲”组织成一个系统的文学史序列，并赋予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意义。这不仅概括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且提出了一种观察文学史的重要方法。这一概括已经成为中国人关于文学史深刻、简洁的集体记忆。因此，王国维可以说是“一言道尽中国文学史”。

　　文学史是一种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元曲、明清小说到近现代文学，每一个时代都有各种文体，每一种文体又不断演化。如果采取面面俱到的写法，再大的篇幅也难以穷尽。因此，文学史不仅需要丰富的材料，更需要概括性的思维。

　　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性思维，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发现主导性的文学现象，把一个时代最具创造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提炼出来，使历史获得清晰的轮廓。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传统模式之一，在王国维之前已有不少类似的论述。比如，李渔《闲情偶寄》卷一：“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焦循从选本的角度说：“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易余籥录》卷十五）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提出，正体现了这种高度概括的中国文学史学的传统智慧：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它们集中体现这一时代的精神气质，并形成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文学成就。这种文体，便成为那个时代文学最鲜明的标志。于是，王国维只用寥寥几个关键词就把漫长、纷纭的文学史勾勒出来，从此，这句话被人们牢牢记住，口耳相传。这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智慧。

　　概括性思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比如，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用一句话概括《诗经》这部文学经典的特色，那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僻”。又如子贡问孔子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也是用一句话来解释“恕”这一统摄他所倡导的人生行事原则的理念。中国传统学术强调“钩玄提要”，韩愈《进学解》就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正可以看作对中国文学史的“钩玄提要”。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语境与文体际遇。一个时代可以创造或发展出一种最能体现其精神气质的文学形式，一种文体会在一个特定时代达到高峰。汉代的大赋，体现汉朝初建的恢宏气象；唐诗体现开放自信的盛世精神；宋词适合士大夫细腻幽微的情感表达；元曲则适应了市民文化和戏剧舞台的发展。文体之所以兴盛，并非偶然，而是时代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国维把戏曲视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这意味着，原来处于文体等级较低位置的曲，被提升到了与辞、赋、诗、词相当的文学史地位。《宋元戏曲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仅是研究戏曲，更是一次文体价值秩序的重新排列。他的贡献还在于，将“俗文学”纳入文学史中心。这为后来小说史、戏曲史研究奠定基础。例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都可以看作这一文体观念变化的延续。

　　概括性的文学史思维强调的是代表性而非唯一性。一个时代绝不是只有一种文体。唐代不仅有诗，还有古文、传奇小说、敦煌俗文学等。宋代除了词，还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家。元代除了杂剧，还有散曲、南戏。不同文体之间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宋词的发展，离不开唐诗的传统。唐诗的音律、意象以及表达方式，都影响了宋词。元曲吸收了词体、民歌和戏剧音乐的艺术元素。明清小说则综合了史传、话本、戏曲等多种艺术资源。文学史的发展，就像是多条河流的汇聚，而不是一条直路的延伸。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强调的是时代的代表性，并非价值的差序。这一命题不仅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各个时代的高峰，还提供了一种文学史叙述方式：它以历史演进为纵向线索，以文体变迁为第一视点，在时间流变与文体创造的交汇处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换言之，中国文学史并非单纯的朝代更替史，而是时代精神不断转化为文体创造的兴替史。王国维之后，这种概括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最简要的表达方式，甚至成为普通中国人的文学常识。

　　一句话不可能真正道尽文学史，却能够照亮文学史。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之所以历经百余年仍广为流传，不只是因为它概括准确，更因为它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每一种创造都有自己的历史位置，每一种文体都与时代精神相互成就。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博”，也需要“约”；既需要铺陈万象，也需要提纲挈领。没有材料，概括便流于空泛；没有概括，材料便散乱无归。高明的文学史家，往往能够在浩瀚文献中提炼出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形态，以简驭繁，以少总多。

　　自1904年林传甲、黄人分别出版《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至少已有数百种，真正能够成为几代学人共同历史记忆的却很少，绝大多数旧时文学史著作只静静地存在于文学史学者的目录上，并不为百姓所知。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概括却历久弥新，仍然富有生命力。它能够被后人反复引用，本身就说明它已经超越了一句名人名言的作用，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种“公共知识”和“共同范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仅是一句文学史名言，更是一种中国学术特有的认识论智慧。它体现了中国传统钩玄提要、提纲挈领的思维方式，也启示今天的文学研究，面对愈加丰富的文学现象，仍然需要不断寻找那些能够统摄全局、揭示规律的“概括性”智慧。

　　文学史不仅存在于学术著作里，也存在于民族共同的知识结构中。可以说，“唐诗”“宋词”“元曲”等，不仅是文学分类，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一个普通中国人，也许没有读过《全唐诗》，却知道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也许不知道《全宋词》，却知道宋词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也许对中国文学史并不全面了解，却可能对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说法耳熟能详。

　　一句话当然不能代替文学史，却可以成为进入文学史大门的向导；一个概括当然不能穷尽文学史全貌，却可以勾勒文学史的大致轮廓。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地提及楚辞、汉赋、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时，就不仅是在回忆中国文学盛况，更是在心灵深处向中国文学经典致敬。这或许正是“一言道尽文学史”的深刻意义。

　　（作者：吴承学，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