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刊往事

　　【出版杂谭】

　　20世纪九十年代，正值传统文化研究复兴，我有幸亲历并参与创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学术刊物。

　　1991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华书局，次年转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筹办新刊。刊物于1993年初正式创刊，1999年年中停刊，年底我离开古籍办和中华书局，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编辑岁月，颇有些值得回忆的内容。

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创办，缘起于1992年匡亚明先生接任第三任古籍小组组长。匡老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是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两校校长的教育家，也是深研传统文史的著名学者。他极为重视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研究，因此主政古籍小组之初，便提议创办一本兼具理论性与学术性的专业刊物。刊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匡老亲自拟定的，刊名用字则是我集王羲之字而成。当时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徐俊手边有一本王羲之书法字典，我便从中遴选出所需字体，努力使之大小恰当、行气贯注，看似书圣一气呵成。与此同时，刊物的英文译名，由傅璇琮先生请钱钟书先生帮助，钱先生将之译为：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这样就将“现代化”限定于中国文化范畴，让刊物的主线愈发清晰了。

　　刊物的封面与版式，是我去请三联书店当家设计师宁成春先生设计的，我至今记得他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封面上的东西要尽量少，多一样东西，格调就往下降一层。”前几年三联书店举办“宁成春书籍设计回顾展暨论坛”，蒙宁先生邀请与会，他还提前寄赠我一册装帧精美的签名本《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遗憾的是，那次论坛我未能发言，否则我一定会分享他这一灼见。

　　筹办刊物先要有刊号，彼时刊号的获批已经很不容易，但凭借匡老的声望和古籍小组的地位，这不算难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刊物在1993年初顺利创刊了。其后的几年间，匡老赴京开会，就会同我们见面，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赴南京向他汇报工作。匡老是资历深、德望高的长者，却待人谦和，对青年后辈尤为宽厚。一次在密云水库召开古籍小组学术委员会会议，晚餐时，穿着鲜红毛背心的匡老神采奕奕，不仅逐一同与会学者碰杯致意，还特意走到工作人员桌前跟我们亲切交谈。

　　匡老还擅书法，气韵独具，风格与张伯驹先生相仿，辨识度颇高。有一次，古籍办几位赴匡老家中汇报工作，我说：“匡老，有一事相求。”匡老问：“是写字吗？”我脱口而出：“不是，是想要一本您新出版的《孔子评传》。”匡老爽朗一笑，即刻请秘书取来新书，签名后递给我。前些年，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开会，看到会议室悬挂的匡老书法，说起这段趣事，众人大笑之余，纷纷打趣我脑子转弯太慢，匡老的字多珍贵，为什么不晓得顺势要一件呢！

二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主编由张岱年先生担任。张先生与匡老为多年老友，所以匡老筹创刊物之初，便想到请他出山。张先生不负老友重托，尽心尽力负起责来。每期刊物定稿前，我们都会送稿件到张先生中关园的家中请他审阅，他虽然不多提出意见，但每提必中肯而重要。我至今珍藏着几通张先生写给我的信札，内容都是对送审稿的回复，也有推荐稿件的。

　　张岱年先生的居室是不大的小三居，藏书很多，连沙发上都层层摞满了书籍。他是享誉国内外的哲学大家，家世与学术都极辉煌，住得却如此简陋，我实感意外。更令人感念的是，每次辞别，张先生都会送我们出门，起初他会送我们下楼，站在楼门口目送我们离开；后来年事渐高，身体欠佳了，但还是送我们到家门外。我们下至楼道拐弯处回头，总能看见老先生伫立门口，向我们挥手。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专职编辑除我外，还有张世林。选我们二人来编刊物，应该是古籍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和办公室主任许逸民先生的考虑。两位先生大概认为我刚入职，年纪尚轻，可塑性较强吧。张世林则已在中华书局编辑《书品》杂志多年，学术界人脉广，是办刊的一把好手。

　　刊物两月一期，编辑仅我们两人，压力还是不小的。大约一年以后，傅、许二位先生又邀请沈玉成先生和戴燕两位来帮忙。沈先生早年与傅先生是北大同学，当时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他素有学界才子之称，又写得一手清秀好字，为人也温和热忱；戴燕原先也在中华书局工作，后来才调去社科院，所以跟我们原本相熟。沈先生主要负责约稿和审稿，戴燕则与张世林和我三人轮值责编。可惜时间不长，沈先生就因病去世了。想象不到的是，不出几年，刊物竟也停办了。

三

　　20世纪50年代末国务院古籍小组成立，官方文件明确规定以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小组办公室便一直设在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也是从中华书局抽调委派。上一届在古籍办工作过的有沈锡麟、徐俊、马欣来、李克等多位。沈锡麟、徐俊二位离开古籍办后重回中华书局，后来还担任了书局领导。可见，古籍办与中华书局始终分而不离、密切联动。

　　书局强大的作者队伍和学术资源为我们办刊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优质刊物的诞生，从来离不开编辑的专业眼光与实干精神。我们主动走出办公室，登门拜访学者，拓展稿源。我曾赴上海拜访施蛰存、王元化、黄裳先生，赴南京拜访程千帆先生，赴北沙滩拜访顾廷龙先生，赴西便门拜访王利器先生，赴北大拜访季羡林先生，赴干面胡同拜访胡厚宣先生，赴社科院宿舍拜访李慎之先生，也曾登过东四九条徐苹芳先生的家门。徐先生住在传统的四合院里，朝南的一排老式窗棂古色古香，当时便觉得考古学者就应该住这样的屋子。此外更通过书信、电话联络全国各地学者，像北京的邓广铭、李学勤等先生，东北的金景芳、罗继祖先生、上海的蔡尚思先生。他们中的许多位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大作，有的还不止一篇，比如李慎之先生，当时好几篇在思想文化圈产生影响的文章，都是在刊物上发表的。我的导师启功先生也鼎力支持，将力作《“太白仙诗”辨伪》交由刊物发表。我们还组织过不少学术热点的讨论，如季羡林先生首倡的文化中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讨论，李学勤先生引发的“走出疑古时代”说的讨论等。

　　那一时期文史哲领域的活跃学者，许多都曾为刊物撰过稿，今天翻阅五大册年度合订本，看着上面的作者，真可谓集一时之盛，所以刊物虽仅存续6年半，却很快在学界打响名气，被多所高校认定为核心刊物。我还记得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说是清华大学光盘中心的，要收录我们的刊物，我听了不知所云，当时脑海中还没有电子期刊的概念呢。

　　古籍小组办公室除编辑出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还以古籍出版社申报、古籍小组学术委员会评选的方式，资助出版了“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有《谥法研究》《归义军史研究》等，颇获好评。同时，我们还编纂过一种名叫《中国古籍研究》的集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来是期望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经一纬，相辅而行的，遗憾的是，后因人事调整与机构变动，仅出一期便无疾而终了，所以知晓这本刊物的人可能不多。其中有我特约陈尚君与汪涌豪两位合作的《二十四诗品辨伪》长文，话题重大，反响强烈，至今余波未歇。寒斋插架上还保存着一册封面上印有“第一卷”的“终刊号”，偶尔抽出翻阅，真不禁有些感慨系之。

　　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本刊物的创办，体现出匡老超前的文化视野与开阔的学术眼光。古籍小组的核心职能是规划和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但匡老在扎实推进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格外强调传统文化的研究。30余年后的今天，国家提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战略高度，我们愈发对匡老产生钦敬之情。

四

　　1996年底匡老逝世。几经周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于1999年第3期出版后停刊。

　　回首往事，那段岁月令人难忘。那时的硕学大儒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虽已臻暮年，却仍孜孜矻矻，勤奋著述。我向老先生请益，与中青年学者交友。比如我知道周绍良先生写过关于《兰亭序》的文章，所以请教他对于“兰亭论辩”的看法。在宁波开会期间赴外考察，向徐苹芳和傅熹年先生请教野外无名塔的年代。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阳海清先生将他的著作《中国丛书综录补正》送给我，我很长时间摆在案头，与顾廷龙先生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配合使用。陈炎跟我聊儒墨道法的系统，贯通的视野让我获益良多，便请他撰文发表在刊物上。他后来做了山东大学副校长，让人痛心的是不到60岁就去世了。

　　我在向师友的请益中增广了见闻，提升了学识，了解了学界，认识了社会。古籍小组编刊的几年，对于我不仅是一段职场经历，更是一场学术修行与人生历练。

　　回首往事，是启功先生给傅璇琮、许逸民两位先生写了推荐信，推荐我入职中华书局，后来启先生还在赐信中询问我的工作，说“在傅、许二位身边，工作即是学习”。在中华书局和古籍办八年多，我与徐俊、李岩、顾青、张力伟、刘彦捷、张家珍以及同处一栋大楼的商务印书馆常绍民、于殿利等多位同仁结下了深厚情谊，至今见面都分外亲热。我离开古籍小组时，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岩还在书局旁的小饭馆请我吃饭。往事历历，很难忘怀。

　　1999年底我经傅先生推荐，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又有机会促成已经退休的傅先生回到清华工作。傅先生195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中期又被母系聘为兼职教授。这次重返母校，他内心格外高兴。从2008年到2016年去世的八年间，傅先生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开设课程，带领古代文学同仁开展多项学术研究，为清华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也得以继续追陪先生，经常在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好几次恍惚间又回到了在古籍办编刊的时光。

　　（作者：刘石，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