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雨较量 为文物延年

　　石头，也会衰老，也会“生病”。

　　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丹陛石、幢杆石、须弥座、石碑、石像、经幢等石质文物，散布于殿宇、庭院和山水之间。它们镌刻着精美纹饰，留存着历史故事、宗教信仰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信息。然而，数百年风雨侵蚀之下，看似坚硬的石头正在开裂、风化、剥落。

　　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始系统开展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科技保护项目。团队已在避暑山庄、普宁寺、普佑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殊像寺、安远庙、溥仁寺、普乐寺等地实施了近20项石质文物保护项目，抢救各类珍贵文物数百件。

　　这些文物为何会损坏？怎样延缓裂隙发育？又是谁，在漫长岁月里接续守护着它们？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承德文物保护修复现场和文物修复实验室，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

读懂裂缝 找出病因

　　走进普乐寺，岁月在须弥座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清晰可见。从远处看，雕刻的云纹、莲瓣和瑞兽依然连贯；贴近细看，裂隙顺着石材纹理向深处延伸，有些部位的分层开裂得像千层饼一样，仿佛吹一口气，那些薄薄的石片就会碎裂。

　　石头何以变得如此脆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邵明申告诉记者，承德石质文物使用的石材包括凝灰岩、红砂岩等，其中，凝灰岩最让保护人员头疼。它由火山喷发后沉积形成，内部夹杂着岩屑、火山灰和盐类矿物，结构不像普通石材那样紧密，更像一块布满细孔的海绵，水分很容易钻进去。冬天，孔隙里的水结冰膨胀；天气转暖后，冰又融化。反复的干湿变化和盐分结晶，石头便像被一股力量从内部撑开，裂隙顺着石材原有的层次不断延伸，久而久之，一片片翘起、剥离，形成承德凝灰岩文物特有的“板条状开裂”。有时，表面看起来还算完整，里面却已经松动、空鼓；外面只是一道细缝，深处可能已经连着一大片疏松、粉化的石层。

　　部分游客看到修复后的文物仍有裂隙和残缺，会疑惑：“这都修过了，怎么破的地方还是破的？”其实，文物修复并非要将一块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的石头修得焕然一新，而是在尊重原状、最小干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证它现有的稳定性。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师王子艺所说：“一个80岁的老人，我们不可能让他重新回到18岁。”他们能做的，是查明“病因”，对症下药，尽可能延缓它的衰变，让真实的历史痕迹继续保存下去。

　　记者看到，与普乐寺露天须弥座的“重病缠身”相比，旭光阁内须弥座可谓“神采奕奕”。同样是凝灰岩材质，后者怎么看不出太多岁月侵蚀的痕迹？王子艺为记者解惑：长期暴露于雨雪中的石构件，受冻融循环作用影响，文物本体风化相对严重；反之，构件则保存得相对稳定。

　　然而，承德石质文物的损坏并非都由水和冻融造成。普佑寺1964年因遭雷击起火，大部分建筑毁于火灾，因而位于大殿下方的石构件除了承受长期自然风化，还经历了火灾高温，由此才出现了复杂的开裂和内部损伤。面对这种大体量、裂化严重、又必须原址保护的文物，国内外均缺少可直接借鉴的成熟办法。

　　岩性不同、赋存环境不同、地质年代不同，建造时采用的工艺和技术也不同，损坏的情况和保护方式便会随之变化。“修复为什么难？就在于一物一案，一例一方法一工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告诉记者。

　　面对这样的石头，第一步不是填缝，而是读懂裂缝。

量体裁衣 祛病延年

　　走进承德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实验室，工作台和试验架上摆满了不同形状、不同编号的小块石料——试块。

　　为了弄清石头为何开裂，团队用与文物材质相同的石料做成试块，模拟温度、湿度和盐害等环境作用，反复开展模拟老化试验。“我们只有知道它是怎么坏的，才可以找到合适的修复方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石窟石刻（岩土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陈卫昌说。当试块出现与文物相似的开裂纹理时，研究人员就能逐渐确认病害形成规律。从认识病害到筛选材料，团队开展了上千次冻融循环和盐害模拟试验，准备上万个试块，逐一比较材料的强度、吸水性、孔隙率等各项性能，最终筛选出适用于微小裂隙修复的修复材料。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更坚硬的现代材料？李黎说，石构件和人一样，“有皮肤，也需要呼吸，需要透气。”因此，修复材料不仅要起到加固作用，还要与原有石材相容。除了加固材料本身，还有修复工艺，例如微小裂隙灌浆加固过程中的浆液流动度和注浆压力控制，都是决定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

　　围绕这类复杂病害，团队逐步突破了材料和灌浆两道难题：一方面改善传统石灰材料的颗粒、强度和流动性能，使其能够进入毫米级裂隙并与风化岩体相容；另一方面研发配套设备和操作方法，形成清洗除尘、脱盐、预加固、灌浆、锚固、纹样修复等成套工艺。

　　从实验室到修复现场，材料和工艺还要接受一次次检验。比如，须弥福寿之庙的石狮面部脱落部位破碎严重，半边脸都碎落在地上了，内部石质更是风化得像棉花一样。面对35公斤的碎裂剥落块体，团队需要先采用三维激光扫描获取几何特征，再用高压清洗除尘、块体锚固、内部灌浆和表面裂隙修复等多重工艺，同时还要对石狮稳定性、变形、色差等参数进行长期监测，进行修复效果评估。材料能否经受雨雪和温差，裂隙是否继续生长，答案已由一组组数据慢慢写下。

代际传承 接力守护

　　2011年，面对尚无成熟经验可循的凝灰岩板条状开裂症结，李黎和几位同事一起，从病害调查、材料试验开始摸索。安远庙附近一座刷成蓝色的民房，曾在项目早期被改造成实验室、会议室和住处。那些年，“蓝房子”的灯常亮到深夜。一个个修复方案在这里打磨出来，一批批年轻人也从这里走向文物保护一线。

　　“405、413、422……”

　　普乐寺石质文物保护现场，00后李迎辉蹲在须弥座旁，将硬度检测仪依次点在修复过的区域上。当天测得的200多组数据，强度相较于修复前有了很大提升。“数值越大，说明这一修复区域的强度越高。”李迎辉说。

　　2024年大学毕业的李迎辉，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永佑寺舍利塔纸壁画保护。因为空间有限，常常需要盘腿坐在壁画前进行修复。刚开始，盘腿坐半个小时，腿就麻了。他说，修复虽然细碎、枯燥，但看着破损的文物在手中逐渐还原，“挺有成就感”。

　　带领李迎辉的前辈，十多年前也曾是刚刚走进保护现场的年轻人。

　　2012年，许东大学毕业来到承德，从勘察、设计起步，后来进入施工现场，与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团队成员一道摸索。如今，她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

　　团队也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发展壮大至如今的40余人。李黎表示，团队时常面临各种难题，但十多年来，没有人选择放弃。

　　十余年的探索，逐渐凝结为一套“坚持研究—设计—施工—效果监测—人才培养一体化保护”的经验。如今，相关科技成果、实践经验和管理模式已推广至大足石刻、安岳石窟、龙门石窟、海上丝绸之路遗址、清代海防炮台、河北正定隆兴寺、北海白塔等文物保护项目。团队的研究对象也从凝灰岩、砂岩、石灰岩、大理岩等石质文物，逐步拓展到壁画、唐卡、彩塑、木质佛像等多种材质的文物。

　　当年在“蓝房子”里寻找答案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科研骨干；他们身边，又站着新的年轻面孔，继续文物保护的漫漫长路。

　　（本报记者 李韵 本报通讯员 李艺文）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