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文道关系论
文道关系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议题，也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问题。早期儒家、道家典籍中已有相关讨论，经汉代《淮南子》等书的发挥，至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论“文之枢纽”，文道关系理论模式初步成立。
陈寅恪先生评价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论韩愈》），很大程度上源自韩愈对文道关系的理论自觉和创新精神。古今多用“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词概括韩愈文道论，虽得其要，但以偏概全，忽略了其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具体情境。
韩愈在“少作”《通解》《择言解》中就表现出对文和道的兴趣，并以水火为喻对言与道的关系有过形象说明。贞元九年，他在《争臣论》中明确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贞元十年他再黜于吏部试，作《答崔立之书》批评当时科场，立志“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发潜德之幽光”，显示了他文道论的强烈现实关切。次年在《上宰相书》中他再次强调自己“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初步完成了“原道—宗经—作文”的文道理论建构。贞元十三年的《重答张籍书》中首次提出了道统说，后在《送浮屠文畅师序》等文中进一步强化，是为韩愈文道关系论的重要理论创获。贞元十七年《答李翊书》是韩愈论古文创作方法的重要作品，“自道所得，字字从精心撰出”（《唐宋文举要》卷二引张裕钊评），文中的“道”降格为古文之道，是韩愈文道论的新变。后来韩愈可能也察觉到了这一倾斜的问题，反复申言自己道、辞并重，如贞元十八年《答李图南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辩解意味明显。韩愈的“五原”系列作品，今人多编于贞元末年，从其文道论演进的谱系来看，可谓韩愈集中论道以救偏于文的作品，即他在《上兵部李巽侍郎书》中所谓“扶树教道，有所明白”之作。至此，韩愈文道论的核心观念趋于定型。
试作概括，韩愈的文道论约有三端。其一是“以文明道”，即以古文阐述、弘扬儒家思想和现实关切。其二是“以道约文”，即古文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以上两端较为显见。其三是“以文为教”，这是郭绍虞先生揭出的，并认为是自韩愈始，为“汉、宋学术过渡之枢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中谶纬神学色彩，也不同于宋儒的道学家习气，韩愈本质上是个文人，所以他的文道论是文学本位的，这在理论家而言是“弱点”，如苏轼就指摘韩愈“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韩愈论》）。不过这是苏轼早年在贤良进卷中的认识，他后来对于韩愈的文道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才有“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定论。韩愈的文道关系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旗帜，其中蕴藏着文学思想史的变革力量，可分说如下。
首先，他的学说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自觉意识。韩愈非常重视学以致道，也好为人师，他的文道思想多数就是在赠人书序中提出的，因而极富个性。他曾论士人精神：“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伯夷颂》）他推许伯夷就是为自己写照，故曾国藩说“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求阙斋读书录》卷八）。在《答刘岩夫书》中他回答“为文宜何师”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两篇文章正好从立身、立言两个维度昭示了韩愈标新立异的精神。
其次，他善于吸收前代思想元素并自铸伟词。韩愈在理论建构方面虽不如宋代道学家那样精密，但这也正好葆有了文儒的特点。韩愈也用主题、专题文章及下定义、类比、推导等逻辑方法论文论道，但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多以比喻、拟人等修辞表出。如《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原本不过外在的文和内在的道的关系，却拉扯出本—末、心—气等多对概念来，其论文名篇《答李翊书》也是如此。对于理论文章而言这难免枝蔓，所以苏轼批评“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韩愈论》）。但韩愈的这些文论后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其形象性直指文道关系本质，苏洵、苏轼父子后来论文风行水上、随物赋形也是受韩愈启发。
最后，韩愈广泛借鉴了前人文章而别开生面。秦观说韩愈的文章是“成体之文”，亦即“集大成”之文（《韩愈论》）。叶梦得也说韩愈“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避暑录话》卷二）。“古文运动”中，韩愈扭正骈体文风、推动古文写作，功劳至伟，但从创作实践来看，在他之前散体文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赵翼就注意到，韩愈之前独孤及的文章已变骈体为散文，“但未自开生面”，陆贽的奏议在内容风貌上也“早开风气”（《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但韩愈的意义不在于“开风气”，而在于“开生面”。
总之，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对于当代中国文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在韩愈之前，文道关系长时间隐而不显，在韩愈之后则先僵化于宋代道学家，再贬斥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韩愈的文道关系论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理论自觉与创新精神，仍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龙成松，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