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名满学林的他们悉心守护《光明日报》文学苑囿

　　【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我国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份刊物有一点联系。它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卢兴基所说的“这份刊物”，便是光明日报于1954年3月1日创办的学术专刊《文学遗产》。

　　这份专刊，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等人倡议创办，是我国第一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郭沫若为其题写刊头。秉持“开门办报”理念，光明日报委托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负责编辑工作，时任古典文学部副部长、著名作家陈翔鹤为首任主编。

　　时年53岁的陈翔鹤把满腔热情倾注于这块新生园地。在他积极发动下，首届编委会很快成立。每位编委，都是彼时望重士林的人物：谭丕模、陈友琴、钟敬文、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

　　“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的作者是郑振铎、冯至、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詹安泰、聂绀弩、罗根泽等人。当时知名的学者、专家都有研究成果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即使没有投稿的文史工作者，也异常珍爱这份专刊。”时任《文学遗产》编辑的卢兴基回忆。

　　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界，面对着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文学遗产作出正确评价。《文学遗产》将其作为努力目标写进《发刊词》，并力倡以学术争鸣的形式推动解决：“我们古典文学中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有许多困难的问题必须经过反复的讨论，不可能一下就作出定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

　　“活泼的自由论辩”，接连开展。

　　1955年8月28日，《文学遗产》刊发一组关于李煜“虞美人”的评价文章，引起较大反响后，又相继推出六期争鸣文章。除了专家学者，很多热爱古典诗词的普通读者也加入进来。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教研室主任谭丕模还接连组织了两次座谈会，黄药眠、刘盼遂、钟敬文、启功等学者畅抒己见，新论迭出。这次盛事，被评价为“古代文学界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争鸣”。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文学遗产》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称《胡笳十八拍》“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深切动人，应为蔡文姬所作。文章引发热烈讨论，持“伪作论”者纷纷发声。《文学遗产》辟出版面热切支持双方论辩，刊发了数十篇争鸣文章。

　　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李清照、姜夔的词，《长恨歌》《琵琶记》等名作……十年间，《文学遗产》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讨论，深受读者欢迎。刊登《文学遗产》的《光明日报》周日版常常要在原有印数之外加印。报社甚至破例决定：允许读者单独订阅《文学遗产》专刊。

　　“毛主席也喜爱《文学遗产》。1958年10月，《光明日报》决定停办五种专刊，包括《文学遗产》。编辑部只好把所有存稿寄还作者。不料毛主席得知后不同意，要求专刊继续办下去。我们得知后又惊又喜，赶紧派人连夜去邮局追回退稿。”卢兴基记忆犹新。

　　令很多人感念至今的是，这样一份名家云集、声望隆盛的专刊，始终重视发掘与扶持年轻人。

　　“凡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注意。”陈翔鹤时常叮嘱编辑们关注年轻人的来稿，鼓励、培养中青年学者。为此，他常骑一辆自行车去北大等高校，听取意见、组稿、座谈，并在青年学生中发展通讯员。

　　日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的沈玉成，就是在陈翔鹤鼓励下加入通讯员队伍的。据时任《文学遗产》编委会秘书的曹道衡回忆：“玉成那个班人才济济，我在编辑部时与程毅中、金开诚等都很熟，他们才华出众，学生时代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

　　陈翔鹤也很注意延揽优秀的年轻人参与到编务中来，古代小说戏曲专家刘世德、古籍出版家程毅中等在学生时代便参与过《文学遗产》的编辑、初审等工作。

　　很多后来的名家大家，都是在《文学遗产》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谭家健试着给《文学遗产》投了一篇《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的长文。没想到，陈翔鹤亲自邀他到编辑部讨论稿件。

　　“‘文章的开头不好——讲的都是文学史，不必重复。还有这里，不要混杂着用英文’……陈先生像教育孩子一样和我谈话，非常恳切，让人听了很暖心。”谭家健回忆。

　　这篇约15000字的文章后来分两期发表在《文学遗产》。不久后，陈翔鹤邀请他参加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并特意向与会专家介绍这位后起之秀。这种破例优待，让谭家健坚定了研究古代散文的决心，终在先秦文学研究等领域取得卓著成就。

　　1955年，中山大学大三学生黄天骥将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寄给《文学遗产》。不久，收到一封回信：“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署名“编者”。

　　黄天骥羞红了脸。谁料四五个月后，他竟惊喜地收到了样刊——文章刊发了！

　　“毕业后，我受聘为《文学遗产》通讯员。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时，他亲切地打趣道：好呀！写‘天书’的来了呀！我这才知道，那封信竟是陈先生百忙中亲撰。对青年的关爱，可见一斑。”回忆起这段往事，已是中山大学教授、戏曲研究专家的黄天骥感慨。

　　“在我学术生涯起步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文学遗产》版面鼓励，共发表10余篇文章，每篇都得到编辑老师细致指导。这对于当年刚毕业的我，不啻是极大的鼓励。”著名古典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傅璇琮生前念念不忘这份提携之情。而他亦以行动回报——不但应邀担任《文学遗产》专家委员会顾问、悉心指导办刊，更是像先辈学人那样惯于爱护青年、善于识拔人才，被学界誉为“当代韩荆州”。

　　“一个刊物如果能发扬50年代那种重视联系群众的好风气，特别是对年轻同志多做工作，肯定是有助于既出文章、又出人才的。”1991年，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金开诚撰文回忆早年的《文学遗产》时，如是强调。

　　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学遗产》一度停刊……2015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持续彰显，知识界对优质学术思想园地的呼唤愈加热切，这份历史悠久的专刊又一次出现在《光明日报》版面上，定期与读者见面。

　　将知识界与这块“小小园地”的情谊续写下去，是光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刘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