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学思践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拓展海外传播网络，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当前，我国的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他塑”而非“自塑”的状态，在国际舆论场中还存在“有理说不出”的困境。究其原因，既源于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主导国际叙事框架的外部制约，也有我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尚未健全的内在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立足新时代国际传播战略要求，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提炼新概念、阐释新范畴、打造新表述，筑牢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理论根基与实践基础。

提炼新概念

　　概念是人类认知的起点，也是话语体系的基本单元。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出”的困境，其首要症结在于自主概念供给不足。在国际舆论场中，如果没有一套植根自身实践、贴合自身国情的原创性概念体系，中国经验就会失去专属表达载体，只能被动套用西方既有的概念范式。这不仅容易造成中国经验被曲解、发展逻辑被误读，更会导致大量鲜活的本土经验在概念移植中被消解，最终陷入“有实践无定义、有道理无话语”的被动局面。因此，提炼原创性新概念，本质上就是为中国经验确立理论命名、赋予话语身份。

　　提炼新概念，需要从三个维度着力推进。一是立足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新概念绝非主观杜撰的抽象符号，而是从中国现实实践中提炼而成的标识性范畴，实践性是新概念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最根本来源。二是深植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理念，将其与当代中国经验相结合，使提炼出的新概念兼具文明底蕴与时代特质，形成区别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原创性概念谱系。三是坚持时代导向。紧跟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与时代关切，聚焦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鉴等现实议题，在当代中国与世界格局的交汇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使之既扎根本土实际，又契合时代潮流、彰显世界意义。

阐释新范畴

　　范畴是概念的逻辑拓展，是对概念的内涵界定与理论说明。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如果仅有新概念而缺少对新概念的充分阐释，概念便会沦为抽象符号，无法真正被国际社会所认知、理解和接受，进而陷入“有名无义、有理难辨”的困境。因此，系统性阐释新范畴，本质上就是为新概念明晰内涵边界，从理论上为中国道路正本清源。

　　在阐释新范畴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把握以下要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强调：“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新范畴的说服力，根本上来自理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应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中国发展实践、解读中国发展逻辑，以科学理论指导范畴界定与内涵阐释，筑牢中国话语建构的理论底色。二是着力破除认知偏见。国际话语权博弈的核心，是阐释权与定义权的争夺。应基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精准辨析中外治理理念、合作模式与发展逻辑之间的本质差异，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零和博弈”、“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等核心范畴的根本区别。通过差异化的范畴界定，让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再被既有范畴所遮蔽。三是紧扣现实关切进行理论回应。概念阐释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推演，而是对现实关切的理论回应。面对国际舆论中的争议焦点与认知误区，应以严谨的学理分析解答现实疑问，从理论层面澄清模糊认识，增强新范畴的现实解释力与舆论引导力，切实发挥话语建构的理论功能与实践效能。

打造新表述

　　有了新概念和新范畴，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国际传播中自动获得了话语优势。如果缺乏有效的表述形式与传播载体，同样也会陷入“有理说不出”的困境。对于国际传播而言，故事内容的吸引力是其传播的前提，但讲故事的方法即叙事方式也必须契合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偏好，方能使中国故事真正赢得国际受众的青睐。因此，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本质上就是为中国故事找到能够“走出去”并“走进去”的话语形态，使中国理念真正抵达人心、产生共鸣。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坚持守正创新，实现宏大理论的通俗转化。马克思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如果不能转化为可传播、可感知的语言，就无法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就国际传播而言，理论话语往往偏向抽象和严谨，而国际受众认知层次多元、接受习惯各异，要求我们要跳出刻板说教、程式宣讲的固有套路，将抽象的理论范畴与宏大的发展逻辑转化为平实易懂的通俗化表达，使深奥的中国道理走出书斋、走进世界。二是坚持融通中外，构建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国际传播本质上是跨文化对话，不能自说自话，而应善于找准中外认知的交汇点与利益关切的共鸣点，用国际社会听得懂、能认同、愿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的传播效果。三是创新传播载体，丰富叙事形态。顺应媒介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突破单一文字表述局限，依托多元化的传播载体和多样化的叙事形态，将抽象理论、宏大理念融入鲜活的生活场景、人文叙事与文艺呈现之中，以立体化、具象化、生活化的表达方式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中国故事的感染力与传播力，让中国故事从“可读”变为“可看”“可感”“可参与”。

　　新时代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深厚底气，源于中国实践的伟大成就，更源于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有力支撑。新征程上，我们应不断塑造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胸怀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让中国故事不仅有“理”可讲、有“名”可称，更有“声”可传、有“情”可通，真正实现从“有理说不出”到“有声传万里”的跨越，生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梁军，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