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四个口袋”

　　【文人雅事】　　

　　启功先生的头衔甚多，不下十数个，但他的名片却很简洁，只印了一个职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启先生列名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个学问领地里招博士学位研究生。只是单单这个领地，哪儿够启先生挥洒呢？

　　启先生的学术著作，我最早看的是《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陈垣先生题签。启先生这部书第八节中有云：“推证秦有汉隶样的，或说有接近汉隶样的字……我想这种秦隶的风格，还是手写的特点较多的吧！”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简，书写形态印证了启先生的推证。启先生在1999年修订版的脚注里也说，云梦睡虎地秦律简手写的官狱职务的文书，“可以印证本文当时推论尚不违背实际”。启先生这部著作所在的学科，应该算是“汉语言文字学”。

　　我常置诸案头翻看的启先生的另一部书是《启功书法丛论》，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在这部书里的《〈急就篇〉传本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帖考》《读〈静农书艺集〉》《晋代人书信中的句读》等，都是书学好文章。启先生《论书绝句》也是我经常翻看的一部书。这两部书应该可以视作启先生在书学领域的代表作品，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这就该是书法学了。据说1993年当时教育部设立书法学博士学位点，首位导师属意的就是启先生，但启先生辞掉了。

　　我常翻看的第四部启先生的著作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的《汉语现象论丛》。收在书中的第一篇《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写得饶有趣味，讨论了汉语中那些“葛郎玛”“套不上、拆不开或拆开‘图解’，却恢复不了原句”而产生的“葛郎玛”不适用汉语的问题。他不是为完成某个立项课题而动笔，而是有所发现之后情不自禁地要撰写论文——写下自己的研究心得。整部书探讨了汉语词、句特点，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比喻与用典，诗文声律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董琨《赏花者的审根情结：〈汉语现象论丛〉读后》一文，借用张中行的话，说这部书分量之重“令人扛不动”。这部书内容归属的学科应该是汉语史。在汉语史领域，启先生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启先生的古代书画鉴定也是大名鼎鼎。董琨《回忆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启功先生》一文里转述过一件掌故。启先生和唐兰先生经常一起鉴定古代书画，唐先生很看重启先生的意见。一次，在对一册宋人书札进行鉴定时，唐兰、徐邦达、刘九庵等先生都在场，诸先生意见不一致。听了启先生意见后，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定则定矣”出自隋代语言学家陆法言的《切韵序》，原句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这个掌故，可以见出启先生在书画鉴定上的造诣。顺带说及，启先生给陆法言这句话的标点，有别于通行的标点本，他的断句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

　　上举启先生的这些学问，都不是“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学科能够容纳得了的。但在现代学科分类之下，启先生也就只好在一个学问领地里招博士生了。

　　《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里有一条“四个口袋”的材料，似乎可说明启先生渊雅学问的来由。1966年12月13日（星期二），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启先生记述了“四个口袋”的出处：

　　我说我的知识有四个方面，我这四个方面积累的材料各置一处。因平时有些零星札记或草稿，常放在纸袋中，所以我用“口袋”代表这四堆材料，我说我有四个口袋（其实纸口袋很多，每一类并不止一个口袋），这“四个口袋”一是古典文学的一些心得如注释等，包括拟作的诗律研究；二是关于书法方面的笔记，这方面拟写关于怎样写字的文章；三是文物鉴别方面的笔记，如繁琐考证的《兰亭帖考》；四是清代掌故方面的，这方面写成《红楼梦札记》。

　　《启功日记》附录有柴剑虹先生读《启功日记》的札记，柴先生在这篇札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启功先生逝世后，他的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就找出了若干个这样的大口袋。其中六七个口袋里，装满了50年代中期启功先生和王重民、向达等先生一起整理《敦煌变文集》的校订稿、信件，还有启功先生撰写的《敦煌俗文学叙录》的手稿。这些都是敦煌学研究史上宝贵的资料……”这一段记述，以柴先生亲眼所见的“实物”印证了启先生日记里记录的“四个口袋”之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启先生请他的老师、北师大老校长陈垣老题写“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见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辰百年纪念》）。这也从事实上说明了启先生的学问不止古文献这一领域。这部《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收在里面的文章有《孙过庭〈书谱〉考》《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戾家考》《读〈红楼梦〉札记》《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李白〈上阳台帖〉墨迹》等99篇。显而易见，这些著述确实很难被框进同一个学科里。

　　（作者：周维强，系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