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虞陶唐”的历史记忆
【千字说文 之】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是《千字文》里的名句。此句后接“吊民伐罪，周发殷汤”，为了押阳部韵，作者颠倒了尧舜的顺序。“推让（讓）”的本字作“推攘”，《说文解字》：“推，排也。”“攘，推也。”段玉裁注：“推手使前也。古推讓字如此作。《上曲礼》注曰：‘攘，古讓字。’”《尚书·尧典》：“允恭克让。”郑玄注：“推贤尚善曰让。”《千字文》中的“推位让国”，是说唐尧、虞舜将天子之位传贤而非传子，形成了后世推崇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政治模式。
中国历史中存在一个以传说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阶段，介于“史前”与“历史时期”之间的“原史时期”，或称传说时代。“有虞陶唐”的历史即属于这一阶段。“陶唐”是尧的族号，《尚书·尧典》开篇即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说“尧为陶唐氏”。一般认为尧的部落居于陶，后迁徙至唐，因此以地为号。关于陶唐所在，有山西临汾、河北唐县等不同的说法。而“有虞”是舜的族号，《尧典》称“有鳏在下，曰虞舜”，《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虞舜是哪里人，也有山西垣曲、永济，山东菏泽、诸城，河南濮阳，浙江余姚诸说。五花八门的记载，同上古时期族群的复杂迁徙过程以及后人的附会有关。
古籍大多把尧舜禅让当作信史，而且很早就出现尧舜禅让的痕迹。《论语·泰伯》中孔子评价尧：“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与”是参与“求天下”的意思。尧则天地，舜禹继之，包含了“天下为公”的意味。《孟子·万章上》把禅让的细节讲得比较完整：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回答“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是“天与之”，即尧向上天推荐舜，上天和百姓都接受了舜；尧去世后，舜为了避让尧的儿子丹朱，躲到了南河之南。但诸侯朝觐，不找丹朱而去找舜，狱讼不找丹朱而去找舜，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所以舜才即天子之位。这套话语已经把禅让从简单的“推位让国”故事，发展成蕴含天命观的儒家教化模式。《史记·五帝本纪》直接将尧舜禅让放在古史系统中，突出了尧权衡利弊后“公天下”的心胸：“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里突出了“推位让国”的动机，也凸显了尧舜禅让的标准：君主不以私心而以苍生之利传天下。除儒家外，墨家也讲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上》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法家观点则完全不同：《韩非子·说疑》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否定禅让，颠覆了儒墨的历史观。不过这种说法在古代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直到现代疑古思潮兴起之后才被人重视。
近代以来，人们对“传说时代”的不实之处有了足够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传统的上古帝系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尧舜禅让成为批判的核心环节。顾颉刚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提出，战国时期墨家为宣扬“尚贤”主张，假托上古圣王编造出禅让故事，之后这套叙事被儒家吸纳，被整合进古史系统。童书业认为，儒家美化了上古历史，“舜逼尧”的说法或许更接近真相。这些论断打破了儒家经学教条，对澄清伪史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局限。它把很多本来可能包含真实历史“素地”的早期传说一概否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出土简帛文献信息，与当年学者对早期文献年代的判断存在明显冲突。
20世纪后期，随着大量战国简帛文献面世，学者对古史传说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出土文献证明，尧舜禅让的故事早在战国前期就已存在，并不是战国中后期由墨家编造出来的。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一篇，专讲尧舜禅让，说“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郭店楚简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属战国中期偏晚，早于墨家造说时间；《唐虞之道》一般认为是儒家文献，其中禅让已经讲得很系统。上博简《容成氏》一篇的年代和郭店楚简仿佛，该篇追溯了很多上古帝王的故事，说“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这一文本明确提到了尧让位于舜，舜后来又禅让给了禹，整个上古帝王传承就是禅让的体系。可见，禅让说在战国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说法，应来源于古人共有的历史资料库。
我们同时看到，战国时期存在不同版本的禅让说。《唐虞之道》说，“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博简《子羔》篇中，孔子说：“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这些都属于儒家尚德的说法。但上博简《容成氏》说：“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皋陶“称疾不出而死”，以及启“攻益自取”的说法，似乎包含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矛盾，与《孟子》《史记》的版本有别，而和《韩非子》的杀伐版本有一致性。
剔除附着在传说上的不实之词，探索其背后的历史“素地”，是我们今天认识这段历史的必由之路。今日考古学知识尚没有提供尧舜禅让的十分有力的证据。但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前期，中原地区群雄逐鹿、古城林立，可能相当于传说中的颛顼、祝融、帝喾、尧、舜时代；前2200年左右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中原的王湾三期等文化向长江中游等地拓展的趋势明显，大体相当于夏代早中期。故而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正由“天下万邦”向“定于一尊”过渡，这一趋势与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由推选到世袭的过程相吻合。钱穆主张，尧舜禅让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根据民族学研究和契丹、夫余、蒙古族及满族的推举制，徐中舒认为，所谓禅让制，本质上是原始社会的推举制，“这是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的真实事情，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幻想”。尧舜禅让是原始社会民主制的残余，禅让说就是对这种古老制度的记忆。韩非也承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竞于道德的上古时代将“道德”放在首位，与韩非自己所说的“舜逼尧，禹逼舜”的气氛大不相同；而从“道德”之世到“气力”之世的递变，是进化论的表达，也合乎大多数古代文献的记载。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历史上存在不少非世袭的传位现象，“禅让”并非中国独有。当然，早期权力转移不可能没有矛盾，原始社会的选举也伴随着斗争，就此而言，法家的杀伐说也似乎有一定“史影”。但是，把上古帝王传位等同于暴力，就脱离了早期国家的发展背景。
上古传说是群体创作的，缺乏统一的书写思路，在口传过程中随时可以增删、诠释与创作；并且上古时期人们还没有十分理性、准确无误的历史意识，先民形成传说的初衷绝不只是保存记忆，更是为了说理。这些都说明，传说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然而，我们不能否定传说中所包含的真实历史，因为在文字成熟之前，人们依靠“口耳相传”来传递信息，这是人类历史传承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古人的传说既有教化民众、凝聚族群、解释现象的意图，也包含着保存历史记忆的考量。战国人拥有的上古历史资料远比后世丰富，并且“法古崇圣”“无征不信”是当时人们的典型思维方式。“推位让国”如果被理解为战国人的凭空编造，自然令人难以信服。更可能的情况是，“推位让国”的记忆，从尧舜时代开始“口耳相传”，到战国时期被不同学派记录下来，被儒家整理进入古史系统，从而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天下为公”的象征，再进入周兴嗣《千字文》中。“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这般朗朗上口、二句成韵的隽永文句，蕴含着早期历史的生动记忆。
（作者：李 凯，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