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漫谈中呈现思想深度

　　《世说新语》《闲情偶寄》是谢冕先生的枕边书。前者漫说世事人情，寥寥数语即豁开时人的风骨与风气。后者以审美之眼穿透日常生活的情趣与智慧。这两本轻逸的小书让他有“隔代知音”之感，在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访谈录《东拉西扯》中时常亮相。知人论世，偶寄闲情，这是访谈录中的两大主题与格调，也构成谢冕人生丰富的两端。

　　书名看上去似乎太过随意，但确是全书自觉的言说态度与文体意识，甚至内蕴着一种深刻的生命哲学。访谈不同于论著，形式松弛随意，话题灵活自由，提问者高秀芹的精心牵引，使谢冕的“说”有了天地腾挪的余裕。化用辛笛《门外》中的比喻，它是敲门人高秀芹与门里人谢冕之间真诚的问答，门里门外不再有阻隔，一个个话题犹如“远道而来，且又有一颗怀旧之心”的钥匙，旋开谢冕九十余年人生与七十载学术生涯的厚重之门。这种随心论道的言说状态，正如“世说”当中“师心使气”的名士清谈，在谢冕身上焕发出一种精神感应：以“乱书房主人”的大自在，坚守着自己的内在向度。

　　如果说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那么散文则更契合老年，文体特征正是“东拉西扯”，通过生动的文风，自由表达着内心世界。这种看似随意散漫的风格，有着严谨、求真的内在结构和立意。虽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但散文贵在真。张中行、汪曾祺等人到晚年的散文好看，正因散文涵容的是生命的经历与体验，更属于那些历尽千帆、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这种判断不仅道出“东拉西扯”的隐衷，也暗合谢冕自己的人生态度：经过专注于诗歌的“迟到的青春”与“学术的中年”，如今年过九旬，选择散文式的写作与心绪，坦荡自然。

　　“世说”或曰“知人论世”，构成《东拉西扯》的一大关键特征。谢冕坦言：“伟大的人塑造一个时代，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我就是一个被时代塑造的普通人。”高秀芹善于从“普通人”的自述里，牵引出知识分子与时代相激相荡的深层逻辑。她不断追问谢冕在每一次转折关头的选择与思考，让“被时代塑造”的人同时呈现出“反身塑造时代”的精神轨迹：诗人与学者要敏感于自己生活的时代，随时代流动而非固化于某个时代，对时代有承担。

　　作为与诗歌百年发展史同频共振的学者，谢冕的长处与局限都浓墨重彩地“嵌进”时代的车轮。从20世纪50年代领衔完成集体学术工程《新诗发展概况》，到80年代初在《光明日报》刊发《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朦胧诗预告和正名，他以局限或预言、显白或隐微的方式，持续着诗歌与时代的对话。如其所言，所有的诗歌都是“当代诗”，生活在当代却声称只为未来写作的诗人是可疑的。70年代末，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他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即通过一个年份来透视整体的时代精神。

　　在高秀芹的记述中，谢冕一生追求美好的事物，美文、美食、美酒、美景无所不包，“文学批评只是人生一小部分，我喜欢探险漂流和登山”。这种对生活之趣的全情投入，是一种洞悉“悲喜人生”、用轻逸化解沉重的生命智慧。他选择以快乐的态度对待人生苦厄，以“快乐的文学”成就内在的丰富性，站在人类无限宽广的同情悲悯下“永别忧伤”，让“生锈的念头”留在昨天而“只为今天干杯”。他以乐观尚美的青春心态，葆有人生这支“脆弱芦苇”的韧性，建设一种健康的、波澜壮阔的生命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东拉西扯》中反复触及的“崇高”一词，或许构成谢冕精神守望的重心。他毕生写诗、研究诗，与“感时忧国”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并行共生，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家国伦理塑造了“世说”“闲情”背后的崇高底色。他将“百年忧患、强国新民”作为求学治学永恒的母题，认为文学要扛起思想性的闸门，同时努力将文学的丰富性从扁平、单一的趣味中解放出来，回归文学是人学亦是美学的前提。这也许正是他在军旅生涯中，始终随身携带日记本与诗集，平衡战士与诗人两重角色的行动根源。

　　“世说”“闲情”背后的崇高，最终指向对文学审美、文学伦理、文学理想的坚守，对文学中“人的光焰”的坚守，对文学与人的丰富性乃至复杂性的坚守。面对高秀芹怀抱现实关怀的提问，谢冕的回答是坚定的：要用整合时代精神的文学，来引导碎片式的文学处境，要用世界眼光关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这本师生二人的“东拉西扯”，以轻松漫谈的方式叩击着严肃的议题。它不仅是谢冕的精神自传，更直击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体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从深厚而自由的文学经验中不断释放出“地火依然运行”的丰富可能。

　　（作者：曲 楠，系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