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科学的一次郑重起步

　　1928年10月1日上午十点，北京石驸马大街一座普通四合院里，五十多位来宾陆续入场参加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开幕典礼。

　　没有彩旗、横幅，也没有热烈的宣传仪式。秉志、胡先骕引导来宾参观所内已经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和图书期刊。许多标本来自国内同行交换，也有不少书刊来自国外学术机构。大厅里，范旭东深情回忆胞兄范静生生前念念不忘创办生物研究所的夙愿，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秉志则介绍调查所未来的计划，希望首先调查华北动植物资源，再逐步扩展到全国，并强调调查所愿与国内各学术团体“互助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生物学的发展。最后，已在北京大学任教8年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扶杖而起，勉励中国青年学者不要因为中国科学起步较晚而气馁，因为“世界科学仍同在幼稚之境”。会场报以热烈掌声。

　　今天回望这一幕，人们看到的早已不仅是一所研究所的开幕，它更像是中国现代科学一次郑重的起步。

　　长期以来，我们谈论中国近代科学，更容易记住李四光、竺可桢、胡先骕、秉志这些名字，却容易忽略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现代科学不仅属于科学家个人，也属于支撑科学持续发展的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和科研制度。

　　近读胡宗刚修订再版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后文简称《静生所》），收获颇丰。书中不仅讲述了一个研究所的兴衰和几位科学家如何筚路蓝缕、艰苦卓绝，更可贵的是，它通过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如何在中国真正扎根。

现代科研制度如何在中国建立

　　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曾指出，一个国家现代科学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几个天才，而是因为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培养科学家的制度。现代科学真正赖以延续的，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几位杰出的科学家，而是一套能够持续培养人才、积累知识和组织合作的体系。

　　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了一条完整的人才培养路径：青年学者进入调查所后，由练习生、助理做起，逐步成长；优秀者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国外深造；学成归国后，再承担新的研究方向，并培养下一代研究者。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人才培养机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项新的制度。

　　如果说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科研机构开始在中国扎根，那么《静生所》最耐人寻味之处，便在于细致地保存了这座研究所如何日复一日运转的历史。胡宗刚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几项著名科学成果上，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恢复那些常常被机构史忽略的机构日常运行细节。

　　初读这些章节，甚至会觉得有些琐碎：研究人员的薪金，青年助手的晋升，图书如何采购和借阅，国外期刊如何交换，标本如何采集和整理，调查所怎样编辑英文期刊、建立国际联系等。这些内容在一般机构史中往往只是附录材料，在胡宗刚笔下，却成为叙述的主体。恰恰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细节中，我们才真正看到现代科研机构是怎样运转的，也正是这些细节，使本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史。

　　与此同时，静生所十分重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它依托北平图书馆，系统购置国外生物学书刊，建立图书管理和借阅制度；又创办英文期刊，与国际同行交换出版物和标本，使中国生物学迅速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网络。胡先骕甚至把图书视为研究机构的“命脉”，可见他对科研基础条件的重视。

制度怎样有序运转

　　制度一旦建立，是否就能够自行运转？《静生所》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静生生物调查所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迅速成长，并不仅仅因为拥有经费、图书馆和标本馆，更因为那里聚集了一批具有共同信念的人。

　　胡宗刚书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林学家韩安是中国近现代林业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位的留学生。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后，他参与植物分类研究。以他的学术资历，本可独立发展，但他选择与胡先骕合作，将个人发展置于学科建设的大局之中。在二人的合作中，胡先骕虽然性格直率，却并非恃才凌人，韩安虽然处事谦和，却并非没有主见。作者评论道：“假若没有胡先骕的直白，其一生的事业也许难有大成；如果没有韩安的谦让，此项合作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一项事业的成功，往往是刚柔相济的结果。”这段评论，与其说是在评价两位植物学家，不如说是在概括一种学术共同体的气质：现代科学需要个人才能，更需要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这样的故事，在《静生所》中并不少见。秦仁昌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赴欧洲留学期间，他没有满足于完成自己的研究，而是注意到大量中国植物模式标本散藏于欧洲各国标本馆，国内学者却难以利用。于是，他主动提出拍摄这些珍贵标本，供国内同行共享。胡先骕随即奔走申请经费，最终获得中基会三千美元资助，使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一代学者把个人研究视为整个学科建设的一部分，令人感动。

　　这种共同体精神，在国家危难时刻表现得尤为鲜明。抗战期间，秉志——中国动物学的奠基者之一、静生生物调查所的重要创办人——困守上海，生活极其困顿，日本方面曾多次试图延揽他，他却始终拒绝合作，甚至隐姓埋名，以维持自己的操守。胡宗刚通过大量书信说明，这种坚持并非来自制度约束，而是源于一代学人内在的责任感：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一项职业，更是一种不能轻易背弃的使命。《静生所》不只保存了大量档案，更让我们重新看见：制度能够建立，并不意味着事业自然成功。支撑学术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群人的品格与担当。

静生所留下了什么

　　1950年底，静生生物调查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接管。从组织意义上说，它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建立的制度、培养的人才以及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却持续影响着后来中国生物学的发展。

　　读完全书，我越来越觉得，静生生物调查所真正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标本、论文、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也不仅仅是一套现代科研制度，而是一种科学传统。

　　所谓科学传统，并不仅仅是几条制度规定，也不是某一种组织形式，而是一整套关于科学如何开展的共同信念：尊重证据，鼓励合作，培养青年，积累公共资源，坚持国际交流，并把科学视为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公共事业。制度固然重要，但只有当制度逐渐内化为共同的学术伦理和价值认同时，它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功，也说明现代科学并非科学家的孤军奋战，它还需要企业家、基金会、学术社团等社会力量长期而稳定的支持。这或许正是胡宗刚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启示。

　　今天重新阅读《静生所》，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制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扎根，并不仅因为形成了一套制度模式，更因为一代中国知识人始终把科学当作一项值得共同托付、共同建设的公共事业。制度可以学习，仪器可以购置，知识可以获取，但一种成熟的科学传统，却要在科学家的长期实践、彼此信任与共同坚守中慢慢形成。中国现代科学正是在艰难的时代，由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建设起来的。

　　（作者：方在庆，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