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花镜的鲁迅

　　鲁迅一生没有留下戴着眼镜的照片。然而，他晚年确实戴过眼镜——老花镜。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人到50岁左右，由于晶状体硬化和睫状肌功能减退，眼睛一般开始老花。1933年，52岁的鲁迅承认自己眼花了：“译文来不及，天热，我又眼花，没有好字典，只得奉还，抱歉之至。”

　　这年8月23日，一位叫森本清八的日本人送给鲁迅一副眼镜，鲁迅当天日记留下了“下午森本清八君赠眼镜一具”的记录。这是一副老花镜，黑框、圆形镜片，如今作为鲁迅遗物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

　　森本清八是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主任，通过内山完造结识鲁迅。此前，鲁迅曾为森本清八写过三幅书法，两幅书自作诗《赠人》（后收入《集外集》），一幅书顾恺之诗。

　　鲁迅眼花后，在给至亲好友的信件中也偶尔提起这一年龄不饶人的变化。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近年以来，眼已花，连书亦不能多看，此于专用眼睛如我辈者，实为大害，真令人有退步而至于无用之惧，昔日之日夜校译的事，思之如梦矣。”他给母亲报平安说：“上海天气亦已颇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属温暖。男及害马均安好，但男眼已渐花，看书写字，皆戴眼镜矣。”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他说：“贱躯如常，脑膜无恙，惟眼花耳。”这是他眼花第二年夏天的情况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眼睛是独特的符号。

　　1930年9月25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秘密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荷兰西菜室为鲁迅祝贺50岁生日。此间，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了鲁迅，“那天鲁迅真是美丽……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而闪耀着”（《追念鲁迅》），这种景象令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女记者感到惊异。

　　1932年秋，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售票员的阿累去内山书店看书。因他买不起书，内山完造请出了鲁迅，鲁迅看了一眼阿累，阿累感到，“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一面》）。这篇文章被选入教科书，流传甚广。

　　1933年3月的一天，姚克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觉得“他眼中射出的光芒似乎透过了我的灵魂的深处”，接着姚克这样描写：

　　他的眼睛是很特殊的，转动得很敏捷，但看人的时候却很定直而尖锐，又隐隐约约有一丝pathetic的微芒，使人觉得这一双眸子不但“读书破万卷”，并且也曾阅尽了这“人间世”。（《最初和最后的一面》）

　　这样一双被人反复摹写的眼睛，戴上老花镜是什么体验呢？鲁迅对增田涉描述道：“近戴上老花眼镜，看书时字很大，一摘掉，字又变得很小，因此怀疑字的实际大小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容貌，也是如此。”鲁迅的闲散文字中也透露着鲁迅式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以及打通不同侧面生命体验的敏锐能力。

　　许广平和萧红都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戴着老花镜的鲁迅。

　　鲁迅去世前一日，病势急变，不能安寝，上午六点多，“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许广平见他气喘得太厉害，就劝他不要写了，由她亲口托请内山完造。鲁迅不答应。许广平又劝说了一次，“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这便是鲁迅戴着老花镜写给内山完造的便条，内容是向内山先生表示歉意，因夜里突发气喘，原定的约会不能践行了，同时又请他电告须藤医生，速来诊治。这张便条是鲁迅的绝笔。之后，许广平描写道：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最后的一天》）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看报纸，他临终前也没有离开老花镜。

　　萧红回忆，鲁迅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回忆鲁迅的这篇文章细节绵密、情感细腻，是难得的上乘之作。

　　鲁迅把眼花的生命体验也投射到他的小说中。1935年12月，鲁迅以旺盛的创造力写出了精神饱满的小说《出关》，写到老子急于西出函谷关，而要想出关，须先把“讲义”即《道德经》写出来，只好一会埋头想一想，一会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半，也不过五千个大字。”

　　鲁迅说看别人的作品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要紧，极精彩处，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经验了类似的事，这才了然起来”。《出关》中老子费力地用老花眼写讲义，这何尝不是鲁迅的自况。

　　老子写完讲义，得到了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的报酬，关尹还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特别优待，假如他年纪轻，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在极要紧、极精彩处，戴着老花镜的“老作家”鲁迅与古人心心相印了。

　　（作者：薛林荣，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