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服衣裳
【千字说文之“乃服衣裳”】
衣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淮南子·修务训》：“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作车。”古人将衣服与文字、历法、耕稼、酒、车的发明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千字文》中记述古圣先王对于文化的开创之功，“乃服衣裳”紧随“始制文字”之后，可见在古人心中，衣裳创制的意义不亚于“仓颉造字”。
关于衣服的发明者，典籍中有不同的传说。《淮南子·泛论训》有“伯余之初作衣”，伯余与胡曹相传都是黄帝的臣子。《尚书大传》记载“黄帝始制冠冕”，另有文献提及黄帝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共衣服”。诸多传说昭示着，在黄帝时期，服饰的基本形制已经出现，所以后代蒙学书籍《幼学琼林》中则言，“冠冕衣裳，至黄帝而始备”。
在《千字文》和古代诗文中，“衣”“裳”都有实指，分别读作“yī”和“cháng”，指上身和下身的服装，如《诗经·邶风·绿衣》中的“绿衣黄裳”，又如《卖炭翁》中的“身上衣裳口中食”。“上衣下裳”是中国古代衣服的基本形制。《说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依”是声训，《释名》中也说“人所依以芘寒暑也”，这反映了古人如何理解“衣”的得名之由：上衣是人们据以依靠，用来抵御寒暑之物。从字形上看，“衣”的甲金文与小篆基本一致，罗振玉先生认为，“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刻画了上衣“交领”的基本特点。“裳”在《说文》中是作为“常”的重文出现的，《说文》：“常，下裙也。裳，常或从衣。”“常”的字形可以追溯到金文，为形声字，巾为义符，表示与衣巾相关的物类，尚为声符，提示读音。段玉裁指出“今字裳行而常废”，意即后代专用“裳”来记录“下裙”，而“常”不再用作此义。《释名》称“裳，障也。以自障蔽”，“障”亦是声训，古人理解“裳”的得名之由，在于下裙是用以遮挡身体之物。在古代，下裙并非女子专属，而是男女老少的基本服饰，比如在《诗经·郑风·褰裳》有“褰裳涉溱”一句，意思就是说要提起裳的下摆来渡过溱水。
“衣”的含义，在古代就已逐渐泛化，不仅可以泛指人身所穿的衣物，也可以指覆盖物体表面的事物，如帽子为“头衣”，袜子为“足衣”，地上的苔藓称为“地衣”，药品外面甜甜的那一层叫做“糖衣”。到了现代汉语中，“衣裳”一词凝结成复合词，语音变成了“yī shang”。除了“衣裳”，现代汉语中又常说“衣服”。“服”在古代多用来表示职事之义，《说文》训为“用也”，在文献中多用作动词，搭配的范围很广，《论语》中“弟子服其劳”，指的是弟子为长者承担一些事务，今天仍说“服药”，其实就是用药、吃药之义。在与服饰的搭配上，“服”不但可以搭配衣物，也可以搭配冠冕或配饰，如“服剑”或“服苍玉”，即是佩剑或玉饰。相应地，“服”在做名词时的指称范围比“衣”要广，故而用作衣冠配饰的统称。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衣裳与文明紧密相连。《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思是说，古代圣王垂着衣裳就能治理好天下，从中演化出成语“垂拱而治”。古人为何用“垂衣裳”来体现帝王的无为而治？一方面，有衣服形制的原因，唐代的孔颖达对此的解释为：“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做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上古时期，人们多以兽皮制衣，但受皮革大小、形状所限，衣服较为短小，因而无法下垂。到黄帝以后，人们通过缫丝、沤麻，产生了丝帛、麻布等衣料，服饰趋于宽大舒展，衣裳得以自然下垂。另一方面，无为而治讲究顺应自然，而衣裳穿着时自然下垂的形态，恰与之契合。正因这种内在一致性，垂衣裳才成为无为而治的典型象征。当群雄并起、诸侯争战之时，“衣裳”依然是动荡混乱中留存的文明标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多盟会，《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中评价齐桓公召集的盟会分为两类，即“兵车之会”和“衣裳之会”。其中，“兵车之会”以展示武力或商讨军事同盟为主要内容，而“衣裳之会”则指以外交礼仪交好的盟会。在这样的语境中，衣裳成了和平的象征。
无论是“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还是“衣裳之会”的历史实践，背后依托的都是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服饰不仅用来蔽体、防护或装饰，更成了礼制的重要载体。西周时期，服饰制度已形成严格的等级划分，服装的样式、材质、颜色、纹样乃至裁剪方式，皆成为礼制中用以区分尊卑贵贱、亲疏远近的外在形式。如纹样上，可以追溯到《尚书·益稷》所言，“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中列举的十二种事物被纹饰在礼服上，郑玄称“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并构建出纹饰之差等，为后代沿用。又或剪裁方式上，《论语·乡党》中说“非帷裳，必杀之”，这里的“杀”指的是裁去多余的布，制作常服时用这样的方式，而“帷裳”是古代朝祭的服装，需要整幅布来制成。更为典型的是丧服制度中的“五服”，由重至轻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原理是用丧服的材质、剪裁等具体差异来对应亲疏关系。比如斩衰与齐衰都由粗麻布制成，区别在于斩衰不缝边，更为粗糙，因而是最重的孝服；大功和小功都由熟麻布制成，而小功较之大功布料更细，等级亦次之；缌麻则由细麻布制成，为五服之最轻者。
服制不仅用于区分身份等级，其细节本身也承载着文化内涵，而其中最严格的规范当属右衽。前文提及古代上衣为交领，右衽指左侧衣襟压住右侧衣襟，这是标准的穿法，反之为左衽。《尚书·毕命》中说“四夷左衽”，“左衽”也成了夷狄之服的代称。《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谓没有管仲的功绩，我辈都要沦为野蛮人了。此外，《礼记·丧大记》中记载“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则“左衽”与“右衽”又有了死生之别。
除了交领的方向，服装的颜色也有讲究。《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古代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余的颜色为间色，春秋诸侯有以紫色取代红色的潮流趋势，如《韩非子》中就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孔子痛恨这种风尚，认为这是礼崩乐坏在服饰上的表现。《诗经·邶风·绿衣》中的“绿衣黄里”指衣服外表为绿色（间色），内里为黄色（正色），朱熹认为诗人是想用这种衣服来类比“贱妾尊显，正嫡幽微”的违背礼制的现象。《左传·闵公二年》还记载了一种颜色特殊的衣服——“偏衣”。晋国太子申生被晋献公派去率兵伐东山皋落氏，出发前，“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晋献公赐给太子申生偏衣与金玦。古代衣服对称剪裁，以中缝为界，偏衣是左右异色之服。一般来说，出兵作战有专门的军服，并且应为纯色，偏衣不合礼制，象征不祥。玦是有缺口的玉，预示着决绝不复之意。这两样特殊的礼物暗含了晋献公废黜太子的用意。
在社会生活中，人担任的不同角色也可以通过服饰来外显。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服饰可分为朝服、祭服、常服、礼服等类别。《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下朝后大发雷霆，扬言要杀掉因直谏而屡屡出言不逊的魏征，贤良而聪慧的长孙皇后闻言没有立刻相劝，先是退下，继而“具朝服立于庭”，太宗见她改换装束，“惊问其故”，皇后这才以“主明臣直”恭贺，让太宗转怒为喜。皇后为何要大费周章换装？这是因为，从常服到朝服代表了从妻子到一国之后的身份转换，以这样的身份劝谏皇帝，无疑是更有分量的。在《木兰诗》中，木兰亦是通过“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完成了从沙场战士到闺中女儿的身份回归。当今社会，正装与便装之分依然存在，许多职业都有相应的着装规范。可见，服饰在彰显社会角色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衣裳背后，显现的是礼仪与服章交相辉映的华夏之光。以历史的眼光贯穿“乃服衣裳”，我们便能从秦汉深衣的庄重典雅，一直看到现代衣装的自由多元。数千年来，服饰形制随世异时移而面貌日新，但衣裳中的礼乐教化始终留存于民族记忆，并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愈加绚烂的光华。
（作者：王鹤凝，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