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注入鲜活的气息

　　动物考古在中国兴起不过三四十年，但已迅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一翼。它从考古遗址中不起眼的动物骨骼入手，推开了一扇通往古代日常生活的大门。这些骨骼告诉我们，除了高台宫殿、王陵大冢，考古还能揭示人与动物朝夕相处的细节，探寻地域文化特征的古老源头，为历史的宏大叙事注入一份鲜活的气息。

　　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董宁宁的新书《“骨”往今来：一位动物考古学家的观察》（以下简称《“骨”往今来》），便是一部介绍动物考古学的书籍。书中运用牙釉质多稳定同位素分析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的羊骨，梳理汉代军事要塞的生业模式（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亦通过土壤筛选与浮选技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鱼骨，追溯“鱼米之乡”的史前渊源。通过多个案例，该书系统解答了什么是动物考古学，其基本方法是什么，动物考古如何解码过去、服务未来等问题。

生业模式背后有文化逻辑

　　在书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长江下游地区，家猪虽然早在距今约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就已被成功驯化，却迟迟未能成为当地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与中原地区以粟黍农业和家猪饲养为支柱的生业模式不同，太湖流域的先民在数千年间始终保持着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塑造了今日江南“鱼米之乡”的雏形。

　　这种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在良渚文明的研究中变得尤为清晰。良渚古城清理出的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中，家猪占据绝对多数，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座都邑对肉食供应的系统化管理。在距离良渚远一些的村落遗址中，生计方式则仍以狩猎采集为主。良渚周围村落对野生资源利用的方式开启了某种“节能模式”，一方面能保证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得到集中发展，另一方面，当良渚社会因环境变化和政治动荡走向解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便暴露出其脆弱性——边缘村落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维持规模化的养殖，以供给核心区域的聚落，核心区一旦失序，整个经济体系便随之瓦解。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后，再度回归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业模式。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家猪饲养与粟黍农业逐步深化、相互绑定，覆盖区域广泛，形成了一个具有更强复原能力的经济系统。两种经济模式上的分野，表面上是资源禀赋与环境适应的结果，但若深入探究，便会发现其背后是不同的社会选择。中原地区的诸多聚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这一稳定的农业生计维持着政治起落间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观良渚，文化中心与边缘地区巨大的城乡差异致使社会一旦衰败，便一蹶不振。这说明，文明的分野往往和背后的生业密不可分。

　　书中还详细讨论了家养黄牛起源于西亚并逐步传入中国的过程。从距今5500年黄牛到达甘青地区，到4500年前黄牛成为陕北牧业转型的催化剂，再到黄牛成为中原腹地祭祀中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用品）——这样的叙事，能让读者看到食物全球化和本地化背后的文化张力。它说明，物种的传播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被重新诠释、重新利用的过程。从书中可知，除了黄牛，还有绵羊、山羊、家马、家鸡等中华文明生业基石中的重要成员，也参与了这样的交流进程。物种传播的背后，是文明对文明的主动接纳和在地化改造。

文明起源有不同“参数”

　　长期以来，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多聚焦于城址、大墓、青铜器、文字等“硬指标”，而对支撑这些文明表象的经济基础关注不足。《“骨”往今来》一书则通过动物骨骼告诉我们：一个文明能够走多远，不仅取决于它的宫殿有多宏伟、玉器有多精美，也取决于它的经济生产是否具有足够的韧性、稳定性和包容性。从动物考古的角度审视文明轨迹，给我们提供了更为丰满的阐释路径。

　　动物考古的核心问题看似简单：遗址里出土的骨骼是什么动物的？它们是怎么来的？古人用它们做了什么？但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借助解剖学、生态学、化学、遗传学等多学科手段。枯燥的方法和技术，在书中变成了一连串生动的“侦探故事”：作者讲述自己如何买鱼、蒸鱼、剔肉、对鱼骨脱脂形成漂亮的鱼骨标本，再以此为参照，拼合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古代鱼骨；如何在实验室里抽丝剥茧，尽可能提取猪骨上留存的人类活动信息；又如何向其他学科借来“高科技”武器，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重现动物的饮食、迁徙情况。在这些“侦探故事”中，最精彩的莫过于通过一颗牙齿看野猪的驯化往事。

　　牙齿，作为动物身体中最坚韧的器官，往往能历千年而不朽。野猪遗留下来的牙齿，记录了其从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全过程：刚被圈养的家猪，面对陌生环境容易紧张、营养不良，这会在牙齿上留下一种特殊的病理痕迹——“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表现为牙釉质表面出现的一条条横向沟线。这一病理标记的出现时间远早于需要数代繁殖才能显现的骨骼形态变化，因此能精准捕捉驯化的起点。

　　比牙齿病理更细微的信息，来自牙结石。按照今天的卫生标准，牙结石显然是糟糕饮食习惯的产物，但作者戏称，动物考古学家尤其感谢过去那些“不讲卫生”的动物，它们牙结石中封存的植硅体、淀粉粒、菌群好似一份加密的膳食档案，成为我们发现过去的关键。作者援引驯化的起源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的研究为例，说明野猪的驯化过程。在当地出土的野猪牙齿中，大部分牙结石里都发现了野生块茎植物的淀粉粒，说明它们尚在野外觅食。然而，在一处名为多穆兹泰佩的遗址中，一头野猪的牙结石里竟出现了经过研磨和烹饪的大麦和燕麦的痕迹，说明这只野猪很可能已徘徊在人类聚落边缘，甚至已被人类捕获、管理。在已明确完成驯化的家猪牙结石中，烹饪谷物是标配，表明猪已稳定地食用人类的残羹或专门饲料。发现这些线索的实验室操作——植硅体形态的辨识、淀粉粒糊化损伤的分析等，在作者笔下变成了破译猪类“菜单”的手段。跟随她的笔触，在显微镜下寻找蛛丝马迹，操作质谱仪解析数据图谱，读者仿佛也身临其境地做了一回考古“侦探”。

不止步于“古”

　　除上述内容外，书中的十五个章节渐次梳理了人与动物跨越万年的互动，并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讲到早期国家的礼仪制度，从动物驯化的漫长历程讲到物种跨大陆的传播交流。无论是书中对北京猿人狩猎能力的重新评估，还是对新疆汉代戍边人群生计方式的探索，抑或是对于土耳其恰塔霍裕克动物装饰的解读，书中的研究成果无不在用实打实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没有动物，人类寸步难行。

　　作为一名长期倡导并致力于公众考古的学者，我深知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公共写作之不易。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存在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过于艰深则读者寥寥，过于通俗则可能丧失学术的严谨。《“骨”往今来》一书，将这两方面平衡得极为出色。作者善于从生活细节切入——童年在外婆家餐桌上的记忆、剑桥求学时对中国大米的思念等，再转而描述学术发现与研究成果。这样的叙事方式，让冷僻的学术问题有了温度。在保证可读性的同时，这本书在涉及考古材料和学术概念时也保持了严谨，没有为可读性牺牲知识的可靠性。这种写作策略的成功，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她既掌握形态学鉴定、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核心技术，又具备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因此这本书在解答复杂问题时能够举重若轻。

　　比如，书中以肯德基菜单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引子，转而将读者的思绪从现代快餐行业的扩张拉回到史前农业的传播——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粟黍从中原西向传播、黄牛和绵羊沿着欧亚草原东进、家鸡从东南亚一路北上……这些跨越大陆的物种流动，构成了远比我们想得更为久远的史前“全球化”浪潮。这说明，中国从来不是自外于世界的孤岛，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吸收、融合、再创新的过程。

　　动物考古追问人与动物之间数万年来的羁绊，而研究过去，也是为了给当下和未来提供镜鉴。书中从祭祀用牲的视角重新思考动物保护的伦理困境，也积极探索动物考古可以对解决当下环保问题、农业问题、文化传承问题提供怎样的思路。书中重新梳理我国稻鱼共生农业的历史、“校准”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时间，并对这一生业模式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进行探讨。因此，动物考古绝不应埋首在故纸堆里、止步在象牙塔中，它既追溯人与动物关系的根源，也应追问人类与动物应走向何方。

　　读罢《“骨”往今来》可知，作者不仅带我们拼缀出一幅人与动物互动的万年历史，也构建了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时空的纽带。这本书以动物为锚，敦促我们重新思考自身的历史，审视人类文明的传承。一部好的考古学科普著作，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

　　（作者：许 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