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史学远航中的那盏明灯

　　【我与光明日报】　　

　　我第一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是1996年，但我与这份报纸的缘分，其实还要更早一些。

　　年轻时在湖北武汉读书，每天去阅览室，总会先翻一翻当天的《光明日报》。那时，报架上的《光明日报》经常被人反复阅读，纸页边角都有些卷起。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光明日报不仅是一份报纸，更像一位无声的老师。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思想讨论，往往最早都是从这里进入我们的视野。

　　后来，我跟随章开沅先生治学，对光明日报又多了一层亲近感。章先生一直非常重视主流报刊上的理论观点讨论。他常说，历史研究不能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回应现实、回应社会。有时读到《光明日报》上的重要文章，他还会专门与学生讨论。在我看来，这种强调现实关怀与公共责任的治史理念，与光明日报长期以来倡导的人文精神是相通的。

　　回溯我的“光明首秀”，是1996年2月6日刊发在第5版《史林》上的《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视角——“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那时正值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学术界在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篇不足千字的侧记，虽然篇幅不长，却是我学术思考初次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理论空间的一次重要尝试。第一次在全国性大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学术思考变成铅字，心里那种激动的感觉，与后来出版学术专著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你会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正在走进更多普通读者的视野。

　　通过这篇文章，我结识了当时理论部的两位责编老师。作为长期从事史学编辑工作的“学者型报人”，他们对学术问题非常敏锐，也十分尊重作者的研究个性。那时候，长途电话费贵，我们硬是通过几通长途电话，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表述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推敲。那种不温不火却直指要害的交流，至今仍让我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默契。

　　此后，我与光明日报的学术互动便一发不可收拾。1999年6月18日，我又在《理论周刊·史林》版发表了3000余字的长文《中国与世界博览会》，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开眼看世界以及深度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历史脉络。随后数年，《海洋文化不是西方专利》《计量史学与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及《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商会史研究》等探讨方法论与核心课题的文章接连面世。

　　到2004年，我和编辑部成了默契的老朋友。我与付海晏合作发表《荆楚文化与近代湖北工商业的发展》，阐释近代湖北工商业路径，正是回应了编辑部关于国家首次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的文化思考。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光明日报最可贵的一点，在于它始终愿意给有思想厚度的文章留下空间。学术专著当然重要，但读者相对有限。刊登在报纸上的理论文章，则要求我们用更平实、更凝练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这种写作，其实很能锻炼学者。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是我与光明日报互动最频密的时期。世博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总想为这场盛会寻找历史的纵深感。其中，那篇4000余字的长文《从“万国街”到“地球村”——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世博会》，发表在6月22日的《理论周刊》。当时对于一份全国性大报，给学术论文留出如此大的版面是值得钦佩的。

　　文章发表后，不少同行专门来信讨论世界博览会史的问题，还有学生把整版报纸剪下来夹在笔记本里。我真切感受到，一篇历史文章经由光明日报，能够迅速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时，编辑特约我写了《与时俱进的国际博览会》一文，几乎占了大半个版面，从历史角度讨论近代以来国际博览会功能的变化，以及中国率先举办进口博览会的意义。今天，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象征。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一直觉得，现实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能在历史深处找到线索。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界讨论热烈。《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我关于孙中山实业思想及辛亥革命亚洲视野的几篇文章。那一年，社会上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很多。编辑对我说，希望相关纪念文章不仅要有历史情怀，还要能体现历史思考的深度。这一点我印象很深。的确，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纪念，不只是回望过去，更是重新理解今天。这份报纸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而厚重的学术气质，它不追逐一时热点，而更关注重大历史问题背后的思想价值。

　　一直以来，我都力求在光明日报这个平台上，将历史的“远景”与时代的“近景”交织在一起。我也逐渐意识到，真正有生命力的历史写作，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精神的传承。

　　2021年恩师章开沅先生去世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先生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述略》。文章发表后，不少青年学者和学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或信息。有青年学生说，过去只知道章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读完文章后，才真正感受到一代学人的人格力量。看到这些反馈，我更加觉得，光明日报对于学术传统的延续具有特殊意义。学术不再是冷冰冰的纸面文字，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方式也在变化。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我始终觉得，史学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的理解、对“真”的追求、对“善”的向往。

　　从1996年至今，整整30多年过去了。如今重新翻阅旧报纸时，我仍会想起当年的写作心境，以及那些深夜修改稿件、与编辑讨论标题的时刻。

　　如果说史学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远航”，那么光明日报便始终是远方那盏温暖而明亮的灯。它照亮的不只是学者写作的道路，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与时代的思考。

　　（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本报记者王建宏、本报通讯员吴和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