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大众文艺”的命题与路径

　　何谓“新大众文艺”？何以这个概念忠实地反映了当今时代“汹涌澎湃的文艺新浪潮”？它与既往的诸如“人民文艺”“群众文艺”等概念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在由杨庆祥担任主编、汇集了相关领域代表性文章的《新大众文艺是什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探讨。该书的出版堪称恰逢其时，既为读者厘清了“新大众文艺”的前世今生与来龙去脉，同时也有助于把它进一步形塑为可持续发展的、有巨大而深厚潜能的，甚至有可能决定中国文艺未来走向的重大概念。

“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动力与动力机制

　　杨庆祥给该书写的序言虽不是长篇大论，却是一篇具有统领性、总结性和激发性的文献。我尤其看重序言中的一个关键判断：“与以往的一些文艺现象不太一样的是，新大众文艺是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群体行为，在缺乏召唤机制的前提下，主体的动力就极其重要。”这句话既涉及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也触及了其动力机制问题。

　　我们今天所步入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既生成着前所未有的新的文艺创作主体，也催生了新的大众文艺的动力机制。杨庆祥在序言中所强调的正是这个动力机制：新文艺“大众”的生存的动力、自我实现的动力、表达的动力，乃至情感动力和叙事动力；所谓的“叙事动力”，就是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人生，讲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因此，催化着“新大众文艺”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力机制，其背后，既是大众表达自我的欲望机制，也是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身份体认和主体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新大众文艺”给了人们直面人工智能的信心，一种AI写作难以完全替代人类创作的信心。只要人类仍有表达和倾诉的渴望，新大众文艺就始终不会缺少创作主体的动力。由此看来，“新大众文艺”的动力机制，也构成AI时代最重要的创作主体现象，同时也是当今时代大众表达情绪、情感、经验以及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迫切需要的产物。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别出心裁地把鲁迅发表于1930年的著名文章《文艺的大众化》置于该书首篇，既为“新大众文艺”追根溯源，也启迪读者理解其“动力机制”背后的“政治之力”的重要性。鲁迅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所谓的“政治之力”，也提供了理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维度。何为政治之力？政治在什么层面体现？政治的指导作用及其规约作用如何具体落实？如何把“政治之力”理解为一种激励和鼓动机制，而不仅仅理解为一种约束和规训的建制？现有的各级作协、文联应该起到哪些作用？学院派的文艺研究者、批评家们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艺政策制定者们在其中居于怎样的位置？这些都是由“新大众文艺”的动力机制所引发的相关问题。

“新”·“大众”·“文艺”

　　该书也启发读者对“新大众文艺”的概念构成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

　　何谓“新大众文艺”之“新”？可以说，不是所有在互联网、自媒体以及融媒体上出现的大众的创作都可以称为新大众文艺。如何在最广大的大众文艺性实践中辨识出“新大众文艺”，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背后可能需要各个层级的有组织性的召唤和引导。就此而言，新大众文艺可能不完全是自发的、自主的，也可能不是自足的，具有一定的非确定性和面目模糊性。同时，也不乏貌似“新”的大众文艺，其实骨子里很可能是旧的。因此对“新”进行辨识和认知，首先是一个前提性的工作，也是一个系统性、组织性、整体性的工程。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究竟汇集的是哪些个体和群体？在当今历史情境中，谁是大众？如何界定“大众”？怎样在广大的网民中认出“大众”？正像该书序言中所追问的那样：“‘谁’在创造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谁’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甚至可能被悬置、被虚化甚至被替换。对‘谁’的追问，也就是新大众文艺一步一步进行自我建构、自我主体化的过程——大众的故事由大众来讲述，人民的历史由人民来书写，这一现代性的愿景，在今天依然需要不懈地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是一本提问之书。它追问了很多有待进一步阐发和诉诸实践的问题，从而也把“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加以探讨，而不是先赋予它一个确凿的本质化的定义。

　　“新大众文艺”的概念最后的落脚点是在“文艺”两个字上。也就是说，无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如何空前的庞大，如何具有包容性，又或者如何泛化，但“新大众”们最终创作的毕竟还是文艺。其内里就有艺术的、美学的、文学的机制在起着根本性的规约作用，决定“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属性。这也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不仅要“新”，不仅以“大众”为主体，而且还须“文艺”。

　　而“文艺”二字应该如何具体落实？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已有警示：“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这对于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如何避免成为俯就、迎合与媚俗的文艺，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这就涉及了新大众文艺如何与既有的文艺美学、文学性机制进行对话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性、文学性、审美性？“新大众文艺”需不需要加以引导？正如本书作者之一李遇春在《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一文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经典论断的征引：这里面包含“‘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包含“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中贺桂梅的文章《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启发我们重新构想文艺与文学的基本关系：“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是不断分化出新的专门化媒介的过程，诸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语言媒介等，或许新大众文艺则将是诸种媒介形态的再综合与再统一。基于这一特征，我们可以重新构想‘文学’与‘文艺’的基本关系，通过将文学这种居于脑/智能神经元核心地位的语言性表达媒介，视为新大众文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进而重构文艺的总体性视野。”换句话说，由于文学居于脑与智能神经元的核心地位，“文学”也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或许只有借助于“文学性”，才能有效重构“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进而“重构文艺的总体性视野”。而谷鹏飞在《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一文中提出的文艺应依循两个方面的“形式标准”，也具有指导性意义：“一是文艺创作与批评要尊重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二是指文艺当因应时代与社会的变革而做出形式的创新”。

文明形态和人类远景

　　贺桂梅在书中提出：“当前我们正处在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剧烈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与此前历次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将是一种‘文明’级别的巨变。”“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是一个“理想性”的概念，与它最终触及的是“文明”形态和人类远景有关。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话语、想象新的可能性”，就成为新大众文艺更为重要和高远的目标，即“通过文艺实践去想象和创造新世界”。

　　“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对“人”的存在境遇、生命形态、心灵状态的捕捉和呈现。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当今文坛另一个同样作为现象级思潮的“大文学观”，都应该把“人”的维度视为其内在的灵魂；而“新大众文艺”的创造者们，只有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关注生命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以及情感处境与心灵世界的变化，把人的“灵魂”作为核心关切，才能真正讲出有温度有热情的中国人的故事，进而呈现“人”的未来远景。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作者们集中关切并力图克服的，正是新媒介和电子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主义”趋向，从而有助于把“人”的问题真正置于“新大众文艺”的中心。这也意味着在当今技术和媒介至上的时代，重构“某种与人相关的秩序”，进而“建构一种真正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使命，也关涉了整个人类的未来远景。因此，人的命运与出路问题依然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观念愿景和文化远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具有某种未完成性。恰如杨庆祥所说，“新大众文艺的未来走向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它同时也是“种种力量的博弈和对话”的一个“变量场”，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的双重实践中不断深入探讨和持续推进的“话语场域”。

　　（作者：吴晓东，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