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两岸共御外侮、共建家园的峥嵘岁月

　　【文物背后的故事】　　

　　翻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珍藏的《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泛黄纸页上墨迹清晰，字里行间跃动着晚清名将罗大春在台“开山抚番”、建设台湾海防的峥嵘岁月。透过这册跨越海峡的文物，后人得以触摸那段闽台一体、共御外侮的厚重记忆。

　　《日记》原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由学者庞百腾在1965年至1966年间发现并整理出来，后于1972年在台湾出版，列入《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如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藏的《日记》影印本，已成为介绍福建船政与台湾历史渊源的重要实物佐证。

　　为了让这段历史更好地走进观众视野，记者看到，博物馆将《日记》进行了数据化处理，游客只需在大厅互动屏幕上轻轻点击，便能查阅更多鲜活的历史细节，感受先辈开发台湾、保卫海疆的那段岁月。

　　时光回溯至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侵台，清廷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赴台措置。面对危局，沈葆桢深知罗大春戎伍出身、熟悉闽台情形，立即奏调其赴台主持北路海防与“开山抚番”重任。

　　“奉命东渡处理日军侵台事件的主要官员大多与福建船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时两岸沟通需要借助船只，船政大臣沈葆桢、船政提调夏献纶，以及统领轮船事务的罗大春无疑是最佳人选。”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郭满说。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罗大春乘坐“靖远”号轮船东渡台湾，随即与沈葆桢等人会商防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抵达后的紧张部署：“星使来过，与论南北路情形；既与镇、道及同城文武一一晤谈。”在沈葆桢统筹、夏献纶协理、罗大春实战推进下，台湾防务迅速成型，对侵台日军形成强力威慑，最终迫使日军于当年十二月撤出台湾。此次御敌成功，不仅彰显了将士们的同心协力，更是以福建船政为核心打造的中国东南海防体系的一次成功实战。

　　罗大春受命承担的北路开山任务，堪称最为艰险。他负责打通苏澳至花莲的山海通道，除了兵力单薄需向沈葆桢请议增兵外，罗大春还要应对补给短缺、台风频发等挑战。《日记》中真实记载了当时的窘境：“前军之开山者以渐至大浊水苦兵力不足也……兼及此间雇船转米之难。”

　　面对悬崖峭壁、激流险滩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他采取“以兵护路、步步为营”之法，沿途修筑碉堡炮台，既保障施工安全，又填补了东部海防空白。仅用4个多月，他便修通了苏澳至花莲二百里道路，这条路正是今日台湾苏花公路的前身。这条道路全程沿海岸线布局，与福建船政打造的海上防线互为支撑，实现“路通、防固、政达”的效果。

　　在“抚番”事务上，罗大春善于处理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先后招抚台湾少数民族万余人，使北路秩序日趋稳定。更为难得的是，罗大春深感教化之重要，他在《日记》中写道：“苏澳为台北偏隅，久为王化所不及；非渍之以诗书之泽，无以作其向上之忱。”为此，他捐银两在苏澳创办义学，教授汉语、礼仪与农耕技术。现存台湾苏澳镇晋安宫前的罗提督兴学碑，便与《日记》内容相互印证，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历史铁证。

　　此外，罗大春还向沈葆桢建言完善行政建制。1875年，清廷批准设立台北府，下辖淡水、宜兰、新竹三县，使台湾北部行政体系趋于完整，为日后台湾建省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同治十三年七月至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罗大春在台仅一年有余，却推动完成了开山辟路、抚番设学、行政规划等多项功绩。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保处负责人王芳感慨道：“罗大春在台湾北部主导进行的‘开山抚番’工作，是清末台湾海防和近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大春的《日记》让今人从文字层面抵达历史现场，感受先辈开发台湾、保卫海疆的爱国情怀。”

　　如今，苏花古道、开路纪念碑、兴学碑等遗迹仍在诉说往事，这册《日记》也宛如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海峡两岸的共同记忆。岁月流转，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御外侮、共建家园的历史事实，已深深镌刻在中华儿女的记忆深处，永不磨灭。

　　（本报记者 李睿宸 高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