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学术路上，光明日报是我的同行者

　　【我与光明日报】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知识分子的纽带与桥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光明日报人，始终尊重知识、尊重学术，让这份报纸在知识分子心中有很重的分量。我与光明日报的缘分，开始于1954年。那一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举国欢庆，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征程。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关于宪法的文章。接到这样的邀请，我心里既高兴又有些紧张。那时候，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大多是资深的教授，而我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年仅24岁。没过多久，这篇文章就刊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整篇文章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这对一个刚步入学术道路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信任与鼓励。

　　宪法史相关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课题，此后几十年间，我沿着这一方向持续深耕，从1979年的《中国宪法史略》，再到2004年的《中国宪法史》，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对中国宪法的演进历程、制度变迁的认识也更加清晰。《中国宪法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多个吉林省出版奖项，并赢得了学术界同行的广泛关注与肯定。2016年，中国法制出版社又出了修订版。我能写出这本书，和当年光明日报对我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我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仍然没有停止，可以说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与光明日报交往久了，采访、报道也越来越多，我人生的许多关键节点，都有光明日报见证。但令我印象最深，也最感亲切的，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的采访。

　　2010年，恰逢我80岁生日，光明日报一位年轻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以《张晋藩：载欣载奔八十年》为题，整版见报。这篇文章笔触细腻温润，视角全面立体，对我的人生轨迹、治学初心、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都做了很细致的记录。尤其难得的是，文章还巧妙化用了我当年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写下的诗句，并加以解读，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研究法律史的学者，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篇文章拉近了我和光明日报的关系，我感觉很亲切，也很合拍。

　　2014年6月，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的英文版首发仪式上，这位记者再次以细腻的笔触对现场进行记录和报道，后来还成了我家的常客——不是因为采访，而是因为相处久了，彼此都当成朋友。我的夫人林中去世后，有一天这位记者来家里探望我，她注意到书房里两把椅子并排摆着，还是当年我和林老师一起工作时的样子。她当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能从她细微的神情和沉默中清晰地感受到，她完全理解这份布置背后所承载的思念与回忆。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从来不流于表面，是真正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的。

　　我的学术宗旨是“但开风气不为先”，在光明日报这个广阔的平台上，我的许多学术文章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7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一文，该文很短，其用意不在于界定比较法制史的概念、对象和方法等学术问题，而更像是一篇倡议书，希望能够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当时我呼吁大家：“随着法制史科学的发展，开展中外比较法制史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也已具备条件。在大学法律院校开设比较法制史课程，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如今几十年过去，比较法制史研究已经在国内法学界生根发芽，很多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也产出了许多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在我撰写监察法相关文章的时候，研究这个领域的人还不是很多。后来，我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与监察法文化进行系统性总结，《光明日报》用多个重要版面发表了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样，我关于中华法系、法学教育、法文化等方面的文章，只要是对中华法制文明有所发扬、对国家法治建设有所裨益的，《光明日报》都给予高度重视，一一选用刊载。直至2025年，我还以《中国教育法制的历史叙事》为题，在《光明日报》系统梳理了中国教育法制数千年的发展脉络与时代价值。这种对新文化、新学术的重视和推动，是光明日报一贯的传统。它在很多学术领域起到了开拓和引领的作用，不光是法学，文史哲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可以说，光明日报是所有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我从事法律史研究70多年了，与光明日报打交道也有70多年了。“板凳要坐十年冷”，学术研究是寂寞的，但有了光明日报这样的朋友，好像就不那么寂寞了。

　　（作者：张晋藩，系“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