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中身”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

　　作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家，陶渊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多。然其享年问题颇有争议，迄无定论。

　　《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元嘉四年（427年）卒，享年六十三岁。自宋人张縯怀疑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以来，又陆续涌现享年五十六、五十二、五十九、五十四岁诸说。整体而言，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大致分成两派，或认为在六十岁以上，或主张不足六十岁。颜延之《陶征士诔》（下文简称“颜《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的叙述，是双方立论的重要文献依据。

　　颜《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二句，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认为化用《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语，“谓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此后，凡主张陶渊明享年不足六十岁的学者，均将“年在中身”作为推翻传统六十三岁说的有力证据。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六朝人的“中身”概念。

　　《文选·夏侯常侍诔》“曾未知命，中年陨卒”，李善注：“中年，犹中身也。《尚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魏晋南北朝时，“中身”“中年”的涵括范围相当宽泛，既可指称三十余岁，亦可表示五十多岁，并无特别严格、清晰的年龄界限。比如，《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自嫔余庭廿有载，享年卅七……之子之来，庶几克昌，上天降厉，中年夭丧”，此处“中年”指三十七岁。李兴《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会遘笃疾，春秋五十有八……为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吊，中年殒□”，此处“中年”指五十八岁。颜延之使用“中年”亦多是泛言，如《宋书·张敷传》：“未期而卒，时年四十一。琅琊颜延之书吊（张）茂度曰：‘贤弟子少履贞规……岂谓中年，奄为长往，闻问悼心，有兼恒痛。’”此处“中年”指四十一岁。

　　若想准确理解“年在中身”的语义内涵，应将其置于“诔”文体背景下审视，不可脱离具体的立言环境。《文心雕龙·诔碑》曰：“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作为应用文体的“诔”有特定的书写规范，一方面选言录行、彰颂德行，另一方面哀其终世、览之凄怆。此种文体功能属性决定了撰者往往以理想化视角观照逝者的一生。就享年而言，“百龄”是个体生命长度的理想状态，汉魏六朝碑志中颇有六十余岁卒世被认为“不寿”，甚至七八十岁离世还说“降年不永”的情况，兹举数例略加说明。

　　《汉祝长严碑》“颠霣徂落，寿不宽弘。经设三命，君获其央。年六十九”，《晋故处士成君之碑》“厥年六十……愿其命齐南山，极子堂养。如何昊天，未老凋丧”，北魏《刘华仁墓志铭》“春秋六十有二……人何不寿，一旦乖堂”，北齐《石信墓志铭》“春秋鼎盛，志业方隆，天道如何，人亡奄及。春秋六十八”。在前揭四篇碑志的叙事语境里，享年六十属于“未老得丧”，六十二岁属于“人何不寿”，六十八岁属于“春秋鼎盛”，六十九岁属于“寿不宽弘”。

　　《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不幸早折，薨于洛阳宫，年七十”，此处享年七十属于“早折”。又北魏《韩玄墓志铭》“降年不永，春秋八十二”，此处享年八十二属于“降年不永”。

　　由于战乱频发、社会动荡，魏晋南北朝人均寿命并不长，能活到六十岁已然不易，七十岁以上绝对算长寿。但在这一时期的碑志里，享年六七十岁常被视作“不寿”“早折”，凡此均不能以现实世界的标准衡量。北魏《苏屯墓志铭》“长途忽尽，百年中休”，又《和丑仁墓志铭》“百龄一谢，万古同泯”，“百年中休”“百龄一谢”表明“百岁”才是个体生命长度的理想状态。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置于“诔”文体语境下审视，确属中途而亡，称“年在中身”完全没问题。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五十一岁离世，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称之曰“道悠运促，不终远业”，也是基于同样的观念。总之，仅据颜《诔》“年在中身”的叙述，无法推导出陶渊明享年不足六十岁。

　　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认为颜《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分写两事，“年在中身，疢维痁疾”叙述陶渊明中年感染疟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方指死亡情形。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钱志熙《陶渊明经纬》等赞成此说。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却说：“诔中四语衔接，亦可谓叙一时事。”当今学者多依违于上述两种观点，莫衷一是。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颜《诔》的叙事语境当中。颜延之对陶渊明晚年人生经历的记载，主要见于下列文字，为便论述，兹将其分成五个部分：

　　[1]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辩？赋诗归来，高蹈独善……[2]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3]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4]纠纆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5]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

　　引文[1]部分写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辞彭泽令，赋《归去来兮辞》；[2]部分写他隐居躬耕生活，以及身染疾病，固穷守节；[3]部分写他不应朝廷征聘；[4]部分写他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传统行为准则的质疑；[5]部分写他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诗作于义熙十二年（416年），至迟此时陶渊明已身染疾病，对应引文[2]部分。《宋书·陶潜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对应引文[3]部分。

　　验之陶渊明的生平与作品，颜《诔》的叙述显系以时间先后为序，条理井然。“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确实一气直下，聚焦陶渊明临终前的情景。“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既不服药，也不祷告，安然离世，与《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药石有时闲”、《与子俨等疏》“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的态度不同。义熙十二年前后的那次患病，陶渊明积极服药治疗，亲友也时常馈赠药物。

　　如果“年在中身，疢维痁疾”指中年染疟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以下方是讲临终场景，二者并非同一时间节点之事，颜《诔》的叙述便显得过于跳跃。此外，“纠纆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等语，暗示陶渊明未获得与其品德相应的福报，随即引出享年不永，此乃行文之自然逻辑。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先质疑“曰仁者寿”的立身格言，暗示陶敬远未获得福报，早终而卒，紧接着“年甫过立，奄与世辞”交代其享年状况，与颜《诔》的行文模式一致。前引《文选·夏侯常侍诔》“我闻积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纪，长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陨卒”，遵循同样的行文模式。可见，“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确实指陶渊明中年染疾离世，不能分解作两件事。

　　陶渊明《荣木》小序曰“念将老也”，诗写于四十岁左右；《杂诗》其四曰“我愿不知老”，诗写于五十岁时；《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曰“姿年逝已老”，诗写于五十二岁时。陶渊明对自身年龄有大致的划分标准，迈入四十属于“将老”，超过五十便是“已老”。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当年”义为壮年、盛年。《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孔颖达疏曰：“三十九以前通曰壮。”若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写此诗时已然四十九，如何能称“当年”？若享年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岁，写此诗时分别为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尚不及壮，缘何会有“当年讵有几”的感慨？若享年六十三岁，写此诗时三十六岁，距离“将老”的四十岁仅剩四年，故而发出“当年讵有几”的喟叹。由此一例即可知，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最合情理。

　　（作者：贺伟，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