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卫城：从古代圣地到民族记忆之所

　　雅典卫城是古希腊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存，也是欧洲历史上命运最为复杂的古代遗址之一。从青铜时代的山顶要塞，到古风、古典时代供奉雅典娜的圣地；从拜占庭教堂、法兰克城堡到奥斯曼清真寺，再到现代希腊民族的记忆之所和国家重要的文化象征，卫城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不仅记录了雅典的兴衰，也见证了不同文明、宗教和政治力量的交替更迭。

一

　　考古证据显示，约公元前4000年前，雅典卫城便有人类定居的痕迹。迈锡尼文明时期，雅典卫城已建有独眼巨人墙，防御功能显著。公元前6世纪，僭主政治推动了卫城功能的初步转型。庇西特拉图在卫城修建雅典娜神庙，举办泛雅典娜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朝圣者和丰富的供奉，卫城的功能从单一的军事要塞逐渐转向宗教与政治中心。

　　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攻陷雅典并焚毁卫城建筑。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公元前447年，在伯里克利领导下，重建了卫城建筑群，主要包括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卫城山门和雅典娜胜利神庙。重建卫城的资金不仅来自雅典的财富，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提洛同盟的贡金。这些恢宏的建筑将被毁的卫城转变为胜利与复兴的纪念空间，彰显着雅典民主政治与海上帝国的权力。大约500年后，当普鲁塔克来到雅典卫城时，仍然赞叹道，卫城上“所有的建筑物在完成的时候显得古意盎然，然而在今天看来，充满生命的青春气息，像是刚刚出自斧凿。这种历久长新的气势使得其外形不受时间的影响，好像构建的成分之中包含着永存的精神和不朽的活力”。

　　普鲁塔克的评价并非单纯的审美判断，而是揭示出卫城在建造之初即被赋予的纪念性取向，它既属于伯里克利时代的现实政治，又预设为一个能够被后世持续观看、阐释与评价的纪念空间。雅典的军事胜利、宗教信仰与政治制度在卫城之上被整合为一种可被观看和传播的公共叙事。这种叙事功能是通过具体的空间组织、仪式实践与视觉观看得以实现的。卫城高踞于城市中心的岩丘之上，构成整个雅典最醒目、最持久的视觉中心；连接阿哥拉广场与卫城的泛雅典娜大道，则将城市公共生活与神圣空间联结起来。每逢泛雅典娜节，来自雅典及阿提卡各地的公民沿固定路线穿越城市，最终抵达卫城完成献祭与庆典，雅典城邦在游行、祭祀和公共庆祝中展示了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与此同时，位于卫城制高点的帕特农神庙不仅支配着城市天际线，神庙上的浮雕还刻画了节庆游行和公民形象，使短暂的仪式转化为可反复观看的视觉记忆。

　　雅典丧失霸权后，卫城并未失去重要地位。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在格拉尼克斯河附近战胜波斯人，将300个盾牌作为供奉献给了帕特农神庙。占领波斯旧都苏萨后，他又将波斯人在公元前480年掠走的两尊青铜雕像送回雅典。此后，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诸君主也不断向卫城献赠战利品。卫城逐渐从雅典城邦的圣地转变为整个希腊世界共同尊崇的历史空间。

　　罗马统治时期，雅典卫城因其文化声望得到保护与再利用。约公元前27年，卫城上修建了献给罗马女神与奥古斯都的小神庙，距离帕特农神庙仅25米之遥，意味着罗马权力嵌入到希腊传统之中。2世纪，皇帝哈德良大力资助雅典建设，修复古迹，兴建图书馆和神庙。4世纪中叶，罗马皇帝朱利安也对雅典卫城进行大规模修缮，借此保留了对希腊文明的合法继承身份。

二

　　4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地位并进而成为国教，卫城的宗教属性发生根本转变。帕特农神庙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被改建为基督教教堂，其建筑结构和壁画装饰历经多次改造，伊瑞克提翁神庙和山门等建筑也被赋予新的宗教用途。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雅典成为十字军在希腊建立的拉丁政权之一——雅典公国的统治中心。此后两个半世纪间，来自西欧的封建贵族相继控制雅典，他们强化卫城的防御功能，在山门附近修建高耸的法兰克塔，并将帕特农神庙改建为罗马天主教教堂，卫城成为拉丁统治者控制阿提卡地区的重要据点。

　　1458年奥斯曼帝国占领雅典后，帕特农神庙被改建为清真寺并增建宣礼塔，其他建筑也被改作实用设施，同时增筑城墙、炮台和军营。1687年，威尼斯军队围攻雅典时，炮击帕特农神庙，引爆了奥斯曼人存放在神庙中的火药，造成帕特农神庙屋顶崩塌、大量浮雕和建筑构件损毁，这是卫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破坏。随后的两百年中，风化侵蚀、文物抢掠和建筑材料再利用持续破坏着卫城遗存。18世纪末到访雅典的英国旅行者曾记载，卫城上遍布泥屋，景象颇为杂乱。1801年至1812年间，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埃尔金伯爵组织人员拆取大量帕特农雕塑、浮雕和建筑构件运往英国，后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18世纪以前，雅典卫城虽然长期矗立于雅典城中，却并未占据欧洲文化关注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后来能成为现代希腊的民族记忆中心，是因为它还经历了被欧洲重新发现的过程。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旅行”风尚盛行，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贵族前往地中海东部考察古迹。1751年，法国建筑师勒罗伊出版《希腊最美古迹》，首次向欧洲系统介绍雅典古建筑。随后，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图亚特和尼古拉斯·雷维特历经多年测绘卫城遗址，精确记录了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和卫城山门的结构与比例，后于1762年出版《雅典古迹》，迅速风靡欧洲各国。与此同时，德国学者温克尔曼将古希腊艺术推崇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典范，古希腊被塑造为欧洲文明的源头，雅典卫城成为这种文明理想最直观的物质体现，它不再只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处古老遗址，而成为欧洲知识界想象中的“古典圣地”。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雅典卫城尤其是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形式在欧洲和北美被大量模仿。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德国的瓦尔哈拉神殿、巴黎的先贤祠以及美国许多公共建筑，都借鉴了帕特农神庙的柱廊形式、比例构图。诗人拜伦、作家夏多布里昂等人在作品中用大量笔墨描绘卫城废墟，将古希腊的辉煌与奥斯曼统治下的现实衰落形成鲜明对照，将希腊独立事业界定为“文明对野蛮”“自由对专制”的斗争，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广泛同情，更为希腊独立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

三

　　希腊独立战争（1821-1830年）之后，新生的希腊国家面临着构建民族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任务。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当传统记忆环境逐渐消失时，社会往往通过特定的空间、纪念物和象征体系保存集体记忆。19世纪以来，雅典卫城正是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被塑造成现代希腊最重要的“记忆场所”。

　　对于这个在英、法、俄三国利益平衡与外交协商中获得国际承认的民族国家而言，古典时代不仅代表辉煌的过去，更是其获得欧洲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只有将自己塑造成古代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现代希腊才能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1834年，巴伐利亚王子奥托即位希腊国王后，将首都由纳夫普利翁迁至雅典。此举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选择，表明新生国家试图将自身直接置于古典希腊的历史谱系之中。

　　建国之初，希腊政府即启动了持续数十年的卫城清理与修复工程。1834年，卫城开始逐渐解除军事功能，转变为国家管理下的考古遗址；1835年重建雅典娜胜利神庙；此后，大量拜占庭和奥斯曼时期的建筑被陆续拆除。1875年，象征拉丁政权统治的法兰克塔也被拆除。这种大规模的清理和修复既是希腊近代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民族国家重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工程。对于19世纪的希腊民族主义者而言，古典时代代表民族的辉煌与文明成就，而拜占庭和奥斯曼时期的历史遗存则被视为偏离古典传统的后世积累。通过拆除清真寺、法兰克塔以及部分拜占庭建筑，国家实际上重新组织了卫城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既有对过去的保存，也有对过去的选择与遗忘。新的历史叙事由此被构建起来，原本保存着古典、拜占庭、拉丁和奥斯曼等多重历史记忆的卫城，被塑造成一个以古典时代为中心的纪念空间。

　　进入20世纪以来，卫城保护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工程持续推进。1975年，希腊成立卫城古迹保护委员会，对帕特农神庙等建筑实施科学修复；1987年，雅典卫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雅典卫城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以多种形象深入现代国家的公共文化空间。无论是邮票、货币、教科书，还是旅游宣传和大众传媒，帕特农神庙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希腊国家符号之一。

　　更重要的是，卫城在现代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1941年德国占领雅典期间，两名希腊青年冒险登上卫城降下纳粹旗帜，此举使卫城成为民族抵抗精神的象征；1974年军政府垮台、希腊恢复民主政体后，卫城被纳入民主复兴的国家叙事之中，成为连接古代民主与现代共和国的重要象征。20世纪以来，围绕被掠走的帕特农雕塑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国际争论，也进一步强化了卫城的民族象征地位。对于希腊而言，这些雕塑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民族历史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腊对帕特农雕像的持续追索，实际上是在要求恢复历史遗产的完整性，维护民族记忆的连续性。

　　雅典卫城之所以能够跨越三千年历史而持续发挥影响，正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解释它的过去，并赋予它新的时代价值。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卫城，不仅是一处古代遗址，也是一部不断被书写、被选择、被重构的历史记忆史。

　　（作者：魏凤莲，系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