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墨香不散
对于纸张，我时常会泛起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缘于一种职业习惯。与纸张打交道的行业有哪些？除去专业性质的造纸行业，书画家可能与纸最有情缘，但也未必天天都与之相伴。1975年秋季，我一踏进报社，便与纸墨结缘，在孙犁先生耕耘的副刊园地学做一名园丁。几十年在文艺副刊岗位的编辑经历，使我对于纸与墨的情感，浓得化不开了。
一
20世纪70年代，还是铅字印刷时期，编辑部发排稿件之后，排字车间需要打出小样和大样，打样子用的是一种雪连纸。这种纸雪白色，质地很好，使用之前需要先放入一个木质箱子里，上面压一块潮湿的毡子，经过沤湿的纸张变得更加柔软、有韧性，将它们铺在铅字盘上，打出来的稿件小样、报纸大样，整洁清爽，着墨均匀，便于编辑审阅和校对人员进行校改。
每当打开纸箱子，往外取出雪连纸时，我就会嗅到一股潮湿的纸张味儿，那味道很是清新，是聚合了水、纸、毡子和油墨的混合气味。那时我还不太了解造纸工艺，妄断纸张的主要成分中一定会有芦苇。不知为什么，我坚持认为这种经过沤湿之后散发出的纸的清新气味，来自苇秆。
可那时我还未真正见过芦苇。1977年，在文艺组组长王干之的指教下，我初读孙犁先生的《荷花淀》，便深深记下了芦苇，白洋淀的苇子，那一片片无边无际的苇海。后来，我又听懂行的人说，苇子不仅可以编席，还能用来造纸，植物纤维是最好的纸浆原料。稍后，我终于慕名游览了白洋淀，乘船驶进浩渺的淀水之中，闻荷香、观苇丛，穿行在那绿色芦苇的海里，感受孙犁小说中的意境。我说不清年轻时候的印象是否有些先入为主，在纸、苇子、新闻纸之间，注入了太多的感情色彩。
我的老家在河北高阳。90多岁的老父亲，经常对我说起老家：岳家佐村分为东头、西头、北头，距离白洋淀不足百里。父亲在年轻时，曾乘坐由拖轮牵引的木槽船去过白洋淀，那时的淀水清澈得可以望到淀底……
这种种缘由，让我对新闻纸有一种神圣感。在我供职的报纸文艺副刊园地，总希望每期版面上的文章都是精品，延续孙犁等前辈的办报传统，将最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是副刊编辑追求的终极目标。我整日埋首于稿件中，力求自己编辑的版面每期都能够清新美观。因此，我很在意纸张的优劣，质地较好的新闻纸，见报效果自然就好，副刊版面上的文字、装饰、图片，一定更为醒目和漂亮。
我多年关注国内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部门长期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像“大地”“东风”“花地”“夜光杯”等，都是我特别留心的副刊。每天从收发室取回报纸，最先打开《人民日报》，不单单是我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而是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厚重的底蕴，成为我心中向往的标杆。孙犁先生的许多文章，都曾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让我好生羡慕这块园地。
孙犁先生与光明日报副刊编辑也有很好的交往。如《钢笔的故事》《我留下了声音》等，都在《光明日报》发表。我还记得孙犁的《报纸的故事》，就是首发在该报“东风”副刊。那是1982年，作品题目是手书体，极为漂亮、醒目，这篇作品刊发时，标注的是小说，后来结集时归到了散文类。这篇作品不仅是孙犁的一篇代表作，也是多年来我与作者座谈时常提及的经典范文。
为了解孙犁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办情况，2006年7月18日，我曾与杜惠女士通电话。她和丈夫郭小川于1949年到天津，参与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郭小川任报社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与方纪、孙犁一起负责副刊工作，共同创建了早期党报文艺副刊之一的“文艺周刊”。通电话那年，杜惠女士86岁高龄，已从光明日报社离休。多年之后，为筹建老报人纪念馆之事，我们专程赴北京拜访杜惠女士，再次向这位《天津日报》创办时期的老报人，献上一份晚辈的祝福。
二
听老报人说过，报纸每天都是新的，散发着一种油墨香。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外人不会有这样的嗅觉，这是新闻人或曰报人的职业敏感。
油墨之香，应该是一种感觉。印刷车间里的油墨味与铅字味、纸张味一样，给了我一种特有的氛围感，直到它们融合成了油墨之香，通过报纸散发出来。我为能够嗅出这种味道，能闻到老报人所说的那种油墨香而深感幸运，并为自己具备这种职业性的嗅觉而感奋。
在稿纸上写作，也受到纸与墨的熏陶。我享受自己的作品在报纸上印刷出来的那种快感，当天签好付印之后，转天一早便能看到样报，刚刚从轮转机上印刷出来的报纸，墨迹尚新，字字生香。1976年10月，我的第一首诗歌就刊发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上。那天在排字车间，我亲眼看到那块铅字版面在轧过纸型之后，被送往轮转车间，转天清晨报纸印刷出来，正赶上我下夜班，几乎在第一时间，我便从收发室拿到了新鲜出炉的报纸。
墨汁与油墨同香。我的办公桌上，曾经有一个塑料墨盒，里面放一小块儿丝绵，倒上墨汁能使用好几天。那时非常想练得一手好毛笔字，有意用毛笔修改稿件，闲时，还在废旧报纸上临大字，可终究没有这方面的天分，未能自学成才。
孙犁先生做副刊编辑时，有条件就用毛笔书写信件。他赞赏用毛笔写信跟他联系的副刊编辑，也愿意给那样的报纸写稿。进入晚年，孙犁先生在读书、创作之余，仍经常习字，对书法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悟，居室里悬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条幅，有时还将墨字送给索要的朋友或同事。他写的“人淡如菊”“大道低回”，充满了人生况味，体现了他的人生境界。
我每次来到孙犁先生家中，就会不自觉地屏住呼吸，感觉在那简朴而整洁的居室内，在书香之中还含有墨香。室外有盆花、屋内有水仙，书桌上有一副简单的笔架，让我想到老人伏案写作时的情形。他病逝后，报社同仁编辑出版了一部《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字数竟达百万字，如果再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副刊上刊登的作品，那么，孙犁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该有多少？他是天津日报的终身编辑，一生中共有53年为报纸副刊工作，他生前印刷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字，使新闻纸增加了艺术含量，有多少读者存有他的报章作品，刊载有他名字的报纸版面已成为藏品。
当年我在编辑部办公室存放的书籍、报纸，远比家里的要多出很多倍。完成看书、写作等文字工作，有时在办公室比在家里还要方便。我特别贪恋周围氤氲着的那种纸墨气息，喜欢坐拥“纸城”。日常工作的八小时及更长时间，我全身心置于报纸与稿件的包围之中，呼吸着浓郁的纸张的气味，看稿和改稿时就会闪现出灵感的火花。纸墨的味道，也让我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工作时感到心静，忘记了疲累。
三
报纸数字化印刷之后，更加方便、快捷、先进。编辑部从此少了油墨的痕迹，但是用纸依旧方便。我所说的用纸方便，并不是随意挥霍，相反，却是爱惜纸张，从不浪费纸张。在报社工作不缺纸张，有便笺、信纸、稿纸、信封、复印纸等等。我用纸节约，总是将一张纸密密麻麻地写满正反两面。平时偶有写诗灵感，随手先记在小纸头上，有空时再誊写到稿纸上。孙犁先生从不将旧信封扔掉，他送给我书籍时就用这种信封包装，他带给报社同事的稿件、字条等，也都是废物利用，将旧信封再重新使用一次。
我保存的旧报纸几乎都是文艺副刊版面，包括发表作品后的样报，还有各类报纸的剪报，我收藏它们就是为了留念，留住美好的记忆。电脑和手机虽能下载、收藏图与文，却不能存下情感，但报纸行。即便存放了数十年的报纸，打开它们就能使人忆起过往的时光，拼搏、快乐、追求、梦想……就闪耀在报纸的字里行间。
我每天都能读到几份报纸，向心仪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副刊投稿，每当看到按时出刊的副刊版面，我便忍不住内心激动。不知道现在的报纸副刊是否还在装订合订本。如有，那该是洋洋大观了。前些年，我供职的报社又面临一次大的搬迁，办公室里积攒几十年的文艺副刊合订本没有了去处，只好装进几个大号纸箱，移交给搬迁至另处的资料室代存。
于是，资料室成了我心之所系的地方。去年秋天，我忽然想到资料室去看看。看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时的资料室已没有了原先的功能，成为一处无人问津的临时之所。老报社资料室所有的报纸、书刊、新闻史料等，虽然还是安放在书柜中，但却处于一种“尘封”状态。1949年1月17日创刊后装订的最老的一套《天津日报》合订本，一摞摞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子里，那早已经泛黄的颜色、报页间夹入的纸条，清晰地映入眼帘，我忘不掉这些相处了几十年的“纸友”啊！曾经，我多少次翻阅过它们，看早期副刊版面上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看版面风格及编辑思路，看孙犁先生《风云初记》的长篇连载……不仅是我，报社的哪位编辑、记者没有翻阅过它们？多少人、多少双手翻阅过这套报纸啊，一年又一年，绵延着纸香与墨香。
我又见到装在纸箱子里的文艺副刊合订本了，抚摸着它们，感觉光阴仿佛在倒流。它们是与报纸同年创刊的副刊老品牌，是几代编辑曾为副刊园地付出心血的证明，已然成为历史的留痕。从1979年起，我开始装订复刊后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合订本，每年一期，直到2017年的最后一本……由郭小川、方纪、孙犁于1949年3月24日创办的“文艺周刊”，至2024年11月14日，累计出刊达3000期，长达75年的办刊史，真是一段历经风雨的非凡旅程。
那些与“文艺周刊”结下深厚情谊的作家，为此写来了贺词、贺信、贺文，以表达喜悦与感恩之情。贾平凹先生在《致“文艺周刊”》中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写作，就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那里有文学大师孙犁，那里是培养文学新人的阵地。75年来，这个周刊一直存在，它是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一个光辉的典型。蒋子龙先生则饱含深情，挥毫写下了“硕果三千”4个墨笔大字，预祝“文艺周刊”的未来能有更为丰硕的成果。
四
每一位作家似乎都与报纸副刊结下不解之缘，在他们的成长史中，或多或少都带有新闻纸的烙印。
郭小川、方纪、孙犁这3位文学大家，都在战争年代有过新闻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共同参与创办了《天津日报》，随后又一起开辟了文学园地“文艺周刊”，开党报创办文艺阵地之先河。正是基于这样的积淀，才有了今天作家朋友们的祝贺与祝福，有了“文艺周刊”三千行旅的薪火传承，有了纪念专版上的熠熠生辉，墨香四溢。
我以自己的副刊经历，写了《累累硕果——“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3000期》的纪念文章，钩沉了诸多副刊往事，其中有些细节鲜为人知。我与“文艺周刊”第一代作家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阿凤、滕鸿涛、董迺相、万国儒等结下的情谊，成为我编辑生涯的宝贵财富。报界同行和文学界朋友看过文章后，发微信给我说，一个副刊人就是一部文坛史。一个人一辈子若能干成一件事，干出滋味来，就很难得。
这是内行话。“滋味”二字尤其让我感动。什么是滋味？就是我嗅出的纸墨之香啊。编辑历来就是默默无闻、甘于寂寞，为他人作嫁衣裳，秉承的是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永远身在人后和幕后。2011年秋天，在“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评选活动中，我有幸荣登榜首，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这是我此前不敢奢望的。这也绝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耀，而是整个编辑行业应得的尊重。一张报纸的文艺副刊能具有如此底蕴，编辑是耕耘者，犹如园艺在身的园丁，不分寒暑，不辞辛苦，为了读者而广植名花佳卉，那一期期的精耕、一年年的馨香，合订本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我不会忘记，为了办好“文艺周刊”，我经常出差外地组稿，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记不清有多少次到过王府井，往返在这条著名的大街上。从这里，我熟悉了很多作家的名字并且拜访过他们，也由此萌生了纸墨生香的认知，写下了有着纪念意义的抒情诗《长安街夜晚的灯火》……
走出资料室，回望那些沉寂的书报与史料，我确信，资料室是一座宝库。这里存放着的所有纸质资料，都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记录着往昔的峥嵘岁月，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青春、热血、敬业精神的汇集地。也因此，它们保存了一段极有价值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由新闻纸记载下来，经过世间风雨的肆意冲刷，它们居然能够被完整保留，这该有多么不容易，说明它们依然具有保存价值，这价值就是前辈们走过的道路、经受的风雨和留下的经验。这些可以载入新中国新闻史册的宝贵资料，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发显得珍贵。有朝一日，我相信它们仍会闪烁出文字应有的光芒。
现在，电脑、手机取代了纸张的不少功能，报社也早就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查找报纸资料可以借助数据库，下载、打印文件非常便捷。几十年间，铅字时代的印刷设备都成为古董，当年使用过的字尺、铅条、镊子、手托儿，以及排字、铸字、制版等等工艺，都成了文物级别的收藏，唯有纸墨之香是无形的，永存的，新闻纸的魅力也永远存在。文艺副刊编辑仍在为作者寄赠样报，这就是纸香与墨香的一种传播与留存，时间愈久，余香愈浓。尽管时光如流水，这种纸墨的醇味却能够珍藏于心间，让生命感受到温馨而温暖的回忆。
在新闻单位，我倾注了青春年华，与纸墨打了42年交道。在此期间，我写出的全部文字，绝大部分都发表在报纸上，内容也几乎都与纸墨相关，蕴含深意。2022年，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策划出版了一套纪念丛书“我与孙犁”（共5部），我在《忆前辈孙犁》中，倾诉了几十年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的至深情感，我无悔于这份青春的追求。我坚信刘绍棠当年所说，“文艺周刊”还要出刊4000期、5000期……孙犁的文学精神不朽！
可以这样说，纸墨之香已浸润到人的骨子里，纸与墨的记忆将会伴随终生。在医院，有来苏水味；在饭店，有烟火味；在面包房，有麦香味……而苇子的醇香，依然在孙犁先生的作品中，在白洋淀无垠的苇海里，在报纸文艺副刊的每一期版面上……
（作者：宋曙光，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天津市作协散文报告文学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