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名士

　　《三国演义》这部书自诞生之日起，就标榜自己忠于历史。但是，主观上想忠实，和客观上做到忠实，二者往往有很大的距离。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罗贯中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作者共用的笔名）和评点修改者毛宗岗等人都是古代社会中下层文人，面对汉末三国的历史，有个巨大的障碍：那时名士的内涵与明清时的完全不同。

　　汉末大儒郑玄曾注释说：“名士，不仕者。”似乎名士是指隐士，但实际上，当时名士的内涵要宽泛得多。

　　《三国志》里一个人被称为名士，和是否做官没什么关系，如桥玄评价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这里名士显然就是有名的士人的意思，又如“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之类的表述，说的更是做了官的名士。

　　所谓名士，首先是一个士，起码出身于一个地方性大家族，家族权力已经有了几代传承，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才可以迈过士的门槛。如果能在士人中有较高的声望，就是名士。

　　换言之，当时的名士一般拥有相当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如果一个人是名士，那就意味着他要想做官，享有优先权；不想做官，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汉末三国时期，一个政权的核心团队需要有顶级名士，才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名士的支持，而团队的官员有名士的身份，各地的大家族才愿意配合这些官员的工作。靠名士资源的支持，这个政权的治安才能保持，税收才有保证。

　　这才是名士的硬实力。

　　汉末三国以至于两晋的名士，往往有诗酒风流放纵不羁的做派，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编成书，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成了所谓“名士教科书”。

　　宋代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这种传统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数量激增。

　　他们读了《世说新语》这样的书，也会生出做名士的向往。宋以后的读书人虽然学习魏晋名士的做派，但已经不可能拥有魏晋名士那样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

　　明清的名士们，倒也不能说他们是买椟还珠，因为珠子根本可望而不可即，应该说是明珠实在难得，大家只好捧个空盒子过瘾。

　　对历史上的曹操来说，他和名士的关系至关重要。曹操出身于最有权势的阉宦之家，特点是尊而不贵，这样的家族和名士之间有许多合作，但终究被名士瞧不起。曹操看士族门阀（只论权势，有些其实远远不如自己的家族），内心难免有一份自卑和羡慕在里面。到了晚年，已经位极人臣的曹操在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这样评价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

　　历史学家方诗铭以翔实的研究证明，曹操在权力之路早期，每一步都离不开袁绍的支持。而汝南袁氏，正是当时顶级的名士家族。但曹操取得成功最关键的跨越，正是背叛和消灭袁绍。

　　曹操自己的团队建设，也离不开名士。大量名士的支持，是他崛起与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他一旦想打造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官僚机器，甚而想要改朝换代，名士就成了他面前的障碍。

　　所以曹操与名士的合作，总是充满内在的紧张感。每次曹操想要有大举措实现身份跨越时，就要杀戮或者折辱一两个大名士。

　　早在兖州的时候，曹操就杀了名士边让；把汉献帝接到许县，接下来就羞辱了出身顶级名门的太傅杨彪；再往后，建安十三年（208），恢复了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同年杀了孔融；建安十八年（213）被册封为魏公，加九锡，逼死荀彧；建安廿一年（216），进爵为魏王，杀害崔琰。

　　这是汉末人物曹操的残忍与痛苦所在。

　　但有趣的是，在《三国演义》诞生之前的通俗文艺作品里，宋元时期的平话和杂剧里，曹操身边的名士，或者说整个文官系统基本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不但对三国时代那种传统名士毫不关心，也对自己身边为数并不少的新型名士兴趣有限（个别文人化的杂剧例外）。

　　在这种心态下，杨修作为一个耍小聪明而且不忠于曹操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还有偶尔露一小脸的机会，而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这些真正重量级的文臣，则被彻底忽视了。

　　曹营如果确实需要有人用计，那么张辽就会上阵，所以人送外号“百计张辽”。但张辽的计策大多格局卑下，大概就是《水浒传》里郓城县贴书后司张文远的水平。巧的是，三国的张辽字就是文远。在戏台上，如果让演曹操的人改扮宋江，张辽都不用换人，可以直接扮宋江同僚张文远。元代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里，曹操有个军师会隔空猜枚（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和虎力大仙等赌赛的项目），打仗的水平完全看不出，自己送上门去被诸葛亮抓了。所以，在剧中曹操不得不感叹：“孙权有周瑜，刘备有诸葛，惟有吾一身！”

　　曹操痛定思痛去物色军师，好不容易发现一位抚琴而坐的“仙长”堪当重任。不知这位仙长是何等高人？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乃是大名鼎鼎的蒋干。

　　在京剧《赤壁之战》里，蒋干上蹿下跳十分活跃，各种场合都有他。有人奇怪，曹操这么聪明，用蒋干上了一回当，自然应该开除他，怎么能由着蒋干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带进沟里？无他，这是尊重梨园行自己的传统：在传统戏曲中，曹操就蒋干这么一个特聘的名士。

　　看了正史再看《三国演义》，会觉得罗贯中对曹营人物大大贬低了；看了杂剧、平话再看《三国演义》，才知道，有了罗贯中，才让荀彧、郭嘉们重见天日。

　　虽然罗贯中们对自己时代的名士有所了解，但对三国时代的名士则基本不了解，对当时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更是非常隔阂。自然，也就理解不了名士作为文官系统的骨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因此笔下的人物，和历史原型难免有很大的偏差。

　　历史上，曹操杀边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曹操几乎失去兖州。在《三国演义》里，这事变成了轻描淡写的一笔：

　　当有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厚，闻知徐州有难，自引兵五千来救。操闻之大怒，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

　　曹操杀边让的时候，边让早已辞去九江太守的职务。罗贯中（其实是毛宗岗）无法理解杀一个无职无权无兵的人，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只好让他复职而且有了五千军队。但这场虚构的战事还是无法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冲淡了曹操的罪行：斩杀一员敌将几乎不构成道德污点，与和平状况下杀一个名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祢衡、孔融、杨修这几位，最接近后世所理解的名士。在传播过程中，他们身上的其他特质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所谓的“名士范儿”，而且名士范儿也往往被简化为不守规矩，不懂分寸，善于耍小聪明还出语刻薄。《三国演义》写曹操害死他们，也着墨最多。

　　罗贯中据说“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个炮制段子的好手，所以他写杨修，或许是寄托着不少同情的。但表现欲太强还喜欢瞎掺和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毛宗岗评点杨修之死的时候，就吐槽技能全开，他首先强调杨修的聪明，绝不够资格让曹操猜忌，又说杨修“其实可恶”，“修以杀人教人，操又以杀人为能，都不是好人”，“杨修不能处人骨肉之间”。现在的人看待曹操与杨修的关系，也受到《三国演义》很大的影响。

　　罗贯中眼中的文官基本等同于谋士，以为文官最重要的作用是一拍脑袋想出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好主意。因此，曹营的文臣在《三国演义》中的命运颇不相同。郭嘉因为在公开场合发言多而漂亮，“每有大议，发言盈庭”，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作者最大程度的渲染，而实际上地位最高作用最大的荀彧则被大幅弱化，在《三国演义》中混在一群谋士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这么处理，无意中也产生了一种美化曹操的效果。

　　荀彧对曹操来说至关重要，尽管比曹操年轻8岁，但荀彧在各方面都显得比曹操更加稳健成熟、思虑周详。比如他建议不要急于到处出击，而要建设好兖州，“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还建议“迎奉天子”，在官渡决战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建议绝不可后退一步……几乎在每个可以影响曹操生死成败的关头，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颍川荀氏是天下士人倾慕的大族，有了荀彧的辅佐，曹操阵营对名士的吸引力就大为增加，而荀彧又绝无世家大族眼高于顶、目无下尘的毛病，他又为曹操引荐了戏志才、郭嘉这样出身不太高，缺陷明显又确实才华横溢的人才。从朝廷到地方，哪里都有荀彧举荐的官员，而且绝大多数表现出色。

　　荀彧的族侄荀攸来到曹操身边后，荀彧把自己原来的参谋工作交给了他，转而“居中持重”，军国之事都由荀彧调度筹划，曹操亲自统兵在前线作战，全靠荀彧挑起后勤的重担。

　　有人说，荀彧对曹操的意义，仿佛是张良加上萧何；又不妨这样比较：荀彧才是曹操的诸葛亮。

　　那么，如果刘备逼死诸葛亮，对刘备的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

　　《三国演义》强化了郭嘉，而曹操对郭嘉荣宠备至毫无亏欠；削弱了荀彧，那么曹操逼死荀彧的罪恶感，无形中也就降低了许多。所以在这个地方，《三国演义》实际上是美化了曹操的。

　　《三国演义》虽然据说意在“尊刘贬曹”，但客观上却为曹操吸粉无数，太多人只看过《三国演义》，就成了曹操的粉丝。今天，有些刻意为曹操涂脂抹粉的作品，反而很难达到这样的美化效果。所以说，读者阅读时的实际感受，和作者的主观意图，有时可能恰好相反。

　　（作者：刘勃，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