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王先霈老师

　　【故人情】

　　在武汉桂子山北区的路上，我敬爱的老师王先霈走着走着，远去不回了。

　　三位生于20世纪30年代、对我的人生与学术影响至深的老师，黄曼君先生、邢福义先生、王先霈先生，都住在华中师大北区。我也住在这里，我们经常在路上见面、交流。而今，先生们都已远去，他们的背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道路两边的梧桐树越来越高大、粗壮，每年夏天郁郁葱葱，荫庇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我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同学上大学一年级时，先霈老师给我们讲文艺理论，那时他还不到40岁。每次上课，他手里都没有教材，也不带讲义，偶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大都是经典著作的引文。他讲课慢条斯理，如行云流水，视线微微向上。他像是一块磁铁，将5号楼302那间大教室里220余人的目光牢牢地吸住。

　　我大学毕业后较长时间在荆州师专工作，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先霈先生主要研究文艺学，我与他在专业上的联系并不多。1995年他在华中师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对我在这里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给予了热情肯定与大力支持，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学生的爱护，对青年人的鼓励。2001年我决定离开荆州，暑假期间正在办理入职华中科技大学的手续。先霈老师得知我要来武汉的消息，马上联系华中师大文学院，希望把我引进到华师来。由此，我得以回到母校，开始了人生下半场的旅程。其中的周折，先霈老师从来没有跟我提及。

　　我来华中师大不久，先霈老师开始兼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他多次带我参加省作协组织的活动，为我搭建学术舞台。参加了几次活动，我觉得自己不擅长当代文学批评，不大熟悉当代文学现状，又觉得社会活动花费了太多时间，就向他表达了我的想法，他当即表示理解，毫不介意。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愧疚，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美意。

　　2012年，我们中文系77级校友组织编写《我的1977》纪念文集，先霈老师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温馨的回忆》，讲述他与我们的交往经历：“与77级相处，三言两语，甚至默对无语，也能够沟通。这就是教师们要深深怀念这个年级的原因。”“你们这个年级离开学校，我会感到寂寞的。”

　　在2023年华中师大校庆120周年时，他参加了我们班的聚会。这一次，他看上去有一些疲惫，步子慢了许多。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在家，只请了钟点工来做做饭，他说不习惯麻烦他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时，他坚持不坐车，步行到会场。他高兴地和每一位同学合影，并能叫出大多数同学的名字；他侧着耳朵，倾听同学们讲他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故事，微微地笑着，以回应大家的敬意。不久，他便住进疗养院，与文学院的几位退休老师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去年做了一个小手术，精气神明显又差了一些，但还是经常用微信与大家交流。

　　先生一辈子低调为人，早就安排好了身后事——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不设灵堂。今年5月4日，先生去世，直到两天后我们才得知消息，万分悲痛！亲爱的老师，这天夜里，我们在桂子山您最熟悉的桂北路上，点亮灯盏，默默为您祈祷，含泪为您送行。

　　（作者：王泽龙，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