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一觉十年梦

　　【国际观察】

　　“流水的首相，铁打的拉里。”自2011年就入住唐宁街10号，获得“首席捕鼠官”称号的网红猫“拉里”，又见证了一位首相转身离开。

　　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他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在演讲快要结束时难掩哽咽，随后与妻子相拥。颇为巧合的是，6月23日，英国迎来脱欧公投十周年。2016年的这一天，英国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表示赞成，以此表达对国家发展道路及政客的不满。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成为“英国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转折点”，也打开了英国政治的潘多拉魔盒。

　　十年来，英国先后经历了6任首相，无一能在下议院保持多数席位并做满完整任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后，或多或少都与脱欧及其潜在影响有关。如今，斯塔默也即将下台，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暗有规律可循？

痼疾还在那里

　　再过些天，斯塔默原本可以迎来执政两周年。他在2024年7月初的大选中以“改变”为口号打败保守党的苏纳克，带领工党重新上台，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春春表示，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获得良好的选举开局后，未能如愿推进所许诺的“根本性改革”和“重塑公众对政治的信心”，甚至采取了在观察者看来有违工党传统的政策，如缩减社会福利等，导致普通工党选民甚至认为斯塔默政府“比保守党还坏”。工党也在左翼政治领域失去了可信度。

　　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斯塔默。《纽约客》分析指出，无论哪位首相上台，不论其个人天赋或施政倾向如何，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政府每年超过一半的开支——约合6000亿英镑——如今只能固定流向三大领域：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社会福利以及国债利息。这三项支出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比都在不断攀升，共同吞噬着国家在其他领域的施展空间。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人们曾寄希望于通过脱欧来解决英国的问题。但事实证明，离欧洲远一些，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又催生出新的问题。

　　“十年来，脱欧鼓吹者所期望的摆脱欧盟财政负担、让英国更为富裕等目标并未兑现。”胡春春指出，英国虽然不再认缴欧盟的费用，但是这被自身税收减少所抵消。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估算，脱欧导致投资疲软和贸易壁垒增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至3%。此外，脱欧后英国企业面临欧盟企业的竞争压力变小，英国生产力发展速度也相应变缓。所有这些因素到2035年可能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损失5%至6%。

　　“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并不是说绝对值下降，而是与不脱欧时的发展预期相比。”胡春春表示，目前英国与欧盟虽然有自贸协定，但是贸易相关手续流程与脱欧前相比更为复杂。脱欧后英国致力于争取美国市场，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签署新的贸易协议，但都无法真正弥补退出欧盟市场的损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物价的增长让普通人生活承压，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上涨与脱欧相关。

移民达“历史高点”

　　脱欧，也宣告英国政治进入长期不稳定状态，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英国该不该成为欧盟成员、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英国政治左右阵营分野的根本命题之一。当前，保守党仍旧没有从之前执政失败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工党又大伤元气，右翼民粹人士法拉奇所主导的“英国改革党”已经成为支持率最高的政党，英国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把持的两党政治事实上宣告解体。

　　胡春春指出，“英国改革党”成功的唯一秘诀，也是脱欧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掌握了移民话题的话语权。在脱欧公投时，限制欧盟境内人员自由流动、控制非法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投走向。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在脱欧后未能明显地“夺回控制”，2023年接纳的移民甚至达到历史高点。斯塔默政府的垮台，不仅因为其社会政策不得人心而导致地方选举失利，也与其未能有效控制选民最为关心的移民问题有关。当前，移民的主体已经从脱欧前的欧盟内移民变成非欧盟移民。

　　此间有舆论指出，英国人已经厌倦首相频繁更迭，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改变，这次必须有所不同，必须改变英国“支离破碎的政治”。

　　工党内呼声最高的是现年56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他于6月中旬在补选中重返议会，意味着有机会与斯塔默一争高下，被许多人视为压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执政后也将面对和斯塔默一样的结构性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并非仅靠换掌舵人就能解决。

重新入欧的猜想

　　就在斯塔默宣布辞职时，唐宁街外突然传来欧盟盟歌——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英国媒体说，这是留欧派人士的一种表达，一种情绪宣泄，也是一种政治隐喻。

　　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最新的变化在于，脱欧的许诺未能兑现，再加上负面因素的增加，使得批判脱欧、重新入欧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在政治上也不再是禁忌，甚至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

　　支持重新入欧的首先是年轻人群体。2026年多个民调表明，在18至24岁年龄段有71%~86%的受访者支持重新入欧。

　　胡春春认为，这是因为所谓的“脱欧一代”在当年公投时还未成年，只能被迫接受成年人的决定，长大后却直接感受到脱欧的负面影响：英国经济状况不佳，年轻人缺少就业前景；无法享受此前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权，学习、工作和定居等都受到限制；年轻人渴望更多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一心摆脱孤立状态。

　　年轻人的诉求，暴露了脱欧公投的一个侧面：脱欧与否不仅表现为政治的左右翼之争，也表现为青年和老年群体之争。年轻人重入欧盟的渴望，会不会直接传导到英国政治？

　　胡春春认为，重新入欧的话题已然破冰，然而把重新入欧作为政治议题则面临不小的挑战。首先是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内在属性决定了政党的“趋利”与“避害”倾向。具体到脱欧或者重新入欧，目前的执政党工党就面临一个难题：根据民调和研究，工党选民中当年有30%左右对脱欧投下赞成票。如果现在工党决定重启有关英国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讨论，一来有可能疏远这批选民，二来可能引起党内路线斗争。

　　这种政党逻辑不仅体现在斯塔默本人在担任首相前后立场的转换上，目前也为伯纳姆所继承。去年9月，伯纳姆在工党党代会的活动上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国家重新加入欧盟。”但是，目前他的态度明显低调了许多，称不想“重启公投”，“如果我们继续争论下去，英国将永远陷入僵局”。

　　胡春春表示，在与英国改革党的竞争中，工党和保守党都极易落入一个陷阱，即A党模仿B党主张的结果是“原创者”即B党获益。由于法拉奇从脱欧公投开始就绑定了“脱欧”“移民”等话题，所以一切相关话题的讨论都会放大法拉奇主导的英国改革党的影响力，同时社会意见分化也会进一步激化。斯塔默曾试图模仿法拉奇的反移民语言，称“政府再不作为，英国就要成为陌生人的国家”，但是效果适得其反。法拉奇对此则毫不在意，因为他已经把话语从“脱欧”切换为“脱欧执行得不好”，呼吁更为彻底的脱欧。

　　而此番斯塔默政府的垮台，也为英国是否重新入欧的讨论投下了阴影。斯塔默政府与欧洲大国互动频繁，尤其在俄乌冲突和欧美矛盾中显然站在欧洲立场上，这是英国和欧洲多年未见的亲密局面。

　　但胡春春指出，难以重启公投话题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即重新入欧的谈判可能比脱欧复杂和困难得多。欧盟方面表示随时欢迎英国改变脱欧立场，但拒绝英国像之前一样寻求特殊地位、挑三拣四，而是必须全部接受与其他成员国一致的条件，法国尤其看重这一点。就当前情况而言，英国社会对于欧盟内部自由流动、英镑地位和英国财政自主性的理解恐怕与欧盟的条件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斯塔默辞职之后，工党大概率将推选新人继续执政，但右翼民粹势力持续走强，未来入主唐宁街的可能性大幅提升，这将给英国此前与德、法等欧盟重要国家达成的合作共识带来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 曹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