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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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为老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中国展现知行合一的大国担当，积极打造国际公共产品，贡献全球治理新方案。

　　面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中国正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技术发展与应用；面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的治理难题，中国正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人工智能正重塑世界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具身智能、生成式模型等技术的加速迭代，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世界。然而，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算法偏见、人工智能幻觉、隐私泄露等风险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全球治理难题。

　　第一，治理速度赶不上技术发展速度。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治理规则刚刚制定，便难以适用于新技术的应用场景。例如，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到智能体的涌现，技术发展正以月甚至周为单位刷新。而智能体互联互通引发的数据隐私、跨境泄露等问题，均已超出传统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2月在新德里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上所言：“人工智能创新正以光速发展，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更不用说对它进行有效治理。”

　　第二，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趋势明显。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各国各地区均从自身需要开展了人工智能治理。如欧盟推出《人工智能法案》，构建了“风险分级、分类管控、全生命周期监管、重罚威慑”的核心监管体系。美国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径：特朗普政府废除了拜登时期的人工智能安全测试要求，以去监管化推动产业扩张，并将人工智能治理定位为“以国家竞争力为核心的总体布局”。这种分而治之的思路导致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碎片化，进而提高了治理成本。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缺席全球治理。数据、算法、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基石。但是，这三大基石均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在算力方面，世界银行《2025年数字化进程与趋势》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拥有全球Top 500高性能计算系统的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在系统数量和算力容量上明显不足。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穆科德指出，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数据被采集但价值未被本地留存、本土语言与文化在模型中缺失、数字基础设施与技能存在巨大鸿沟等严峻挑战。在现有技术格局和治理体系下，部分南方国家缺乏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讨论的能力，甚至缺乏参与的渠道。

　　因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全新的思路。中国主张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推动联大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打造全球发展项目库“数字南方”品牌，举办多期能力建设研讨班和主题对话会。这一思路直指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困境，是一条弥合全球数智鸿沟、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普惠式治理新路径。

“中国智慧”的核心主张

　　中国主张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强调平等互利与包容普惠。2025年，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呼吁各国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6月10日，工信部印发的《“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2028年）》指出，中国将围绕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相关技术、标准、应用、安全等，与各国加强交流合作，凝聚发展共识。

　　第一，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是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类的工具，其治理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也不能以忽视安全为借口。中国主张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这一点与欧盟偏重风险监管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也与美国偏重产业竞争的思路显著不同——中国方案是在“发展”与“安全”两个目标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正面作用。

　　第二，坚持公平普惠，反对技术霸权。中国呼吁全世界共同营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4月，由中国科协组织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等16家单位共同起草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团倡议》提出，尊重各国平等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与治理的权利，反对技术霸权、学术壁垒、排他性“小圈子”及不合理技术垄断。同时，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防范，主张各国在研发使用相关技术时应采取慎重负责态度，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防止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以联合国为主渠道。人工智能具有跨国界、跨领域特征，其发展带来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影响，单一国家或少数国家均无法独自应对。中国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这一特点，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2024年，中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弥合数智鸿沟，确保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倡导文明互鉴。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能“一刀切”，应当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团倡议》强调，科技社团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以务实有效的举措推动智能向善，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一立场超越了“监管竞赛”的思维框架，开辟了一条基于平等对话的治理路径。

　　中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主张，既根植于中国自身在科技治理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又着眼于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公平与正义，将治理合法性建立在包容性和普遍参与之上，与西方治理路径存在根本差异。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张并非以“替代”现有秩序为目标，而是以“补充”和“纠偏”为路径，即在治理体系碎片化时提供凝聚平台，在全球南方缺席时提供赋能渠道。这种“做增量”而非“争存量”的思路，是中国方案区别于传统治理博弈的主要特征。

　　人工智能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全球治理体系中既有不公；也是一扇窗口，能够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机遇。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是中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也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时代之需。

　　（作者：周京艳、高逸超，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