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际论坛:
以联合自强共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平等问题凸显,债务风险持续攀升,贸易往来与经济增长也受到诸多干扰。”肯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副代表詹姆斯·瓦韦鲁日前在广州举行的“全球南方”国际论坛上表示,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共同营造包容而非分裂的国际环境,以实现普遍繁荣。
本次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学院主办,主题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7国集团和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20多个国际机构及相关国家的代表参会,围绕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现实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多边主义维护、绿色经济转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等议题深入交流研讨,达成多项共识。
在科技变革中增强发展韧性
当前,科技革命的大潮呼啸而来,人工智能、绿色转型等蓬勃兴起,深刻变革传统生产模式,推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如何让人工智能等技术“普惠可及”,如何让绿色转型“负担得起”,如何更好地适应并驾驭时代变革、稳步迈向现代化,是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技术新趋势不应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的阻碍,而要成为助力其产业升级、实现自主发展的强劲动能。全球南方国家需进一步深化团结合作,在气候治理、绿色技术、发展融资、能力建设等领域拓展协作空间,持续增强自身发展韧性。
南方中心项目主管丹尼尔·乌里韦谈到,人工智能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应用问题,更是关乎各国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南北数字鸿沟显著,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研发资源与专业人才分布失衡,全球南方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应完善本土产业生态、夯实基础设施、培育专业人才、出台包容性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依托南南合作深化知识共享、搭建自主算力体系,赋能本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同时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高级法律顾问维森特·保罗·余从全球气候治理视角指出,绿色能源转型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而非单一的环境议题。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减排工作的同时,必须坚守自身发展权与治理权,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气候资金、绿色技术转让及能力建设落地见效。全球南方国家应坚决抵制单边绿色保护主义,依托南南合作凝聚集体声音,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气候、贸易与金融规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先后经历政治独立与国家建设、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三个发展阶段,正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针对当前在制度权力、科研合作与技术能力方面面临的挑战,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推动理念共识转化为具体协议,助力四大全球倡议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安排;二是建立常规性的研究机制,聚焦绿色经济、南南合作与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开展深耕研究;三是加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防范技术垄断进一步扩大南北发展鸿沟。
在规则重塑中提升治理话语权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南方如何守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更好地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与会代表认为,广大南方国家历史命运相通,发展情景相近,利益高度契合,渴望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发展机遇,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当下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自强、创新合作、统筹行动,在推动国际规则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孟加拉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前大使、孟加拉政策对话中心杰出研究员德巴普里亚·巴塔查里亚指出,全球南方虽通过整合资源、组建议题联盟等方式提升了国际谈判能力,但在深刻变革的全球体系下仍面临体系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多重挑战。体系层面的问题包括过度依赖外部技术援助、多边主义弱化、贸易格局区域化、美元依赖及国际机构代表性不足等;国家层面则存在资源短缺、专业人才匮乏、跨部门协调不畅等问题。全球南方应在国家层面建立专职谈判机构,同时强化同“77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的协调,通过深化南南合作实现能力跃升,确保全球经济体系惠及所有国家,而非少数特权国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政府事务司司长米格尔·鲍蒂斯塔表示,制定发展政策需要将立足现实的务实与具有前瞻性的雄心相结合,全球南方应主动塑造全球趋势,而非被动适应环境变化。重振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有三大优先事项:一是改革国际代表权规则,扩大全球南方的制度话语权,提升国际发展机制的效益;二是坚持将可持续发展置于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中心位置,为南方经济体提供精准有效的技术援助;三是在数字革命浪潮中保障包容性发展权利,通过数据和技术赋能,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到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学院院长赵龙跃提出,数智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制度型问题。在全球南方贡献全球人口与经济增长主要份额的背景下,其在国际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与合规评估中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面临显著的制度性不对称问题。全球南方应携手共进,努力破解制度型困境,强化国际治理人才培养,系统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规制合作、国际经济治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推动全球南方从“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变成为“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公共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和供给者”。
(本报记者 曹元龙 吴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