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智慧的当下意义

　　【书香一品】　

　　王充闾先生是中国当代散文大家，他的毕生创作体现出勤奋坚韧的文学精神。大历史散文是王充闾先生主要的写作战线，他的散文多是“气象浩大、内容丰富的鸿篇巨制”，不仅篇幅长，而且充盈着深厚的学术功底、深刻的思辨性，蕴藏着沉郁博大的精神能量。同时，他的语言从容大度、亲切可感，显示出“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与上述的“大块文章”比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平居日札》则是王充闾先生一些短小文章的结集，收录1980年至今写下的札记，记录读书治学、酌古御今的所思所感。这些“阅读书报、欣赏艺文、师友交谈，以及游观胜迹、幽居遐想，心有所得，尽皆随手记下”的文字，是古往今来、宇宙八荒的各种物事给他带来的所感所思。

　　我是王充闾先生的铁杆读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阅读他的散文。关于他的历史大散文，我曾写过一篇读后感《平静的言说，不平静的回响》，1999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这是27年前的事了。而《平居日札》里这些篇幅短小的日常札记，依旧吸引着我。从一个常用汉字、一个普通坐姿，或是“一夜白头”“想当然耳”这样的俗语，都可探赜洞微，牵引出深邃的文化史。陈荒煤先生当年评价王充闾散文时用了九个字——“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真可谓毫厘不爽。与那些黄钟大吕般的大历史散文不同，写札记无须考虑选题立意、布局谋篇，不需要铺垫，不需要渲染，而是兴之所至，直抒胸臆，或记录，或阐发，有什么说什么，更加灵活自由。这些文章全是干货，常令我茅塞顿开，所获良多。

　　比如《两首庐山诗》，列举两首关于庐山的诗作——面对同一客体，立意截然相反。我们都熟悉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许多人未必知道清代赵翼的这首《论诗五首（之一）》：“一重一掩隔红尘，深入方知景色新。山外何由见真面，东坡谰语究欺人。”苏轼的庐山诗，是说认识一个事物要出乎其外，如此才能看到横岭侧峰、远近高低；赵翼的庐山诗则强调要入乎其内，唯有深入其中，才知其具体景色。王充闾先生将两首庐山诗放在一起对比，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引发了他进一步思考。《两首庐山诗》无意中道出了历史写作的秘诀——既要以宏观的历史尺度去回望历史，也需要入乎其内的细微观察。

　　读《平居日札》，总令我想起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有人诟病，像《管锥编》这样的著作，纯属札记体，都是资料的汇聚，比较零散，不见作者观点。殊不知，写札记乃中国学人传统的治学写作的路径与方法。王充闾先生在《名家读书谈》中梳理了这样的治学脉络，写道：“明清之际学者张稷若，每读一书，遇到内容重要者，即札记之，然后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三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辄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粘壁即满，便将最先粘的取下存好，随收随补。一年之内，约得上千段；数年过后，腹笥自富。”

　　或许有人发问，如今许多材料可通过AI查询，甚至可让AI整理、分析，写札记是否还有价值？AI固然拥有庞大的数据库，但那些只是冰冷、僵硬、固定的信息，其汇总、整理、分析的能力，与人的经验、情感不发生关联，没有人的“心流”把它们串联起来，更不可能融会贯通，发现材料之间隐秘的联系。相反，由人书写的札记，哪怕只是客观的记录、摘要，也是经过了审美、思考，是人的大脑介入的结果，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石。有学者指出，钱锺书先生的旁征博引不是简单堆砌，是经过选择的“有意义的并置”。他为AI时代如何有效驾驭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淹没，提供了一种古典智慧。季进先生在《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中也说，钱锺书先生“从不试图建构完整的体系，而是通过对‘常识’与‘成见’的不断叩问，瓦解习以为常的论断，展示了一种深刻的怀疑精神。”正基于此，充闾先生把《平居日札》当作“一部生命之书，一面心灵的镜子，一个重回自我、反思已逝韶光的平台”，“侧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脉络与轨迹”。

　　王充闾先生是一位打通文、史、哲的大家，这一点从《逍遥游：庄子传》《龙墩上的悖论》等专著，以及《濠梁之辩》《两个李白》《用破一生心》等散文中可以看出。他通过对前人思想的阐释与思辨，表明他自己的立场，抒写他个人的情怀，而不仅仅是对客观资料的呈现。这使他的文本具有了卓越的品质。他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用别人的酒瓶，装自己的新酒，用从前的旧锦，裁今日的新样，在寻幽探微中，成就他闳远微妙、博大精深的文学世界。

　　（作者：祝勇，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