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众参与全方位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其中，公众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主体，文化遗产学已经意识到，有序、积极的公众参与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汇聚保护力量，让更广泛的群众主体深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丰富性，同时能够有效保障公众文化权益、提升公众文化认同、增进公众文化福祉。

　　“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有两类指代：一是指与文化遗产存在特殊地缘、情感或文化纽带的公众，学界常称之为“相关联社区”，他们的参与直接关乎保护工作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二是指虽然不具备这种特殊纽带关系，但群体更为庞大的普通公众。

　　来自相关联社区的公众参与为文化遗产保护注入了更为直接、强大的动力。其一，为遗址发掘与考古工作提供在地视角，实现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双向互动。河南平粮台考古队、河南楚湾考古队等，都曾在发掘现场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将考古知识带入村小学、组织村民参观考古遗址、采集村民的口述史等。这些活动不仅深化了村民对在地遗产价值的理解，更推动了考古队与村民间的深入交流，为考古队理解当地遗址提供了新视角。其二，扩充文化遗产保护的规模力量，保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持续性与常态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与相关机构联合发起的“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监测公众参与活动”，依托线性遗产的空间特性，发动生活在大运河沿线的公众作为志愿者参与日常监测。志愿者们通过拍照打卡并上传到指定小程序，为专业保护提供数据基础，有效破解了大规模文化遗产的日常监测难题。其三，落实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代转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入地方发展。贵州榕江县大利村历经十余年的保护实践，将村民参与引向纵深。保护团队尊重原生建筑营造传统，结合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创意，发起了妇女纺织合作社，以侗布手工艺链接村民、设计师与市场，既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带动了乡村的整体发展，探索出“保护—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更为普遍的公众参与近年来亦有发展和进步，为新时代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可能。如今，人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渠道日趋多元、体验更为深入，特别是数智技术的赋能为公众感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维度。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上的舟楫”展览以1∶1.4比例复原康熙时期的沙飞船，通过环幕影像、互动装置打造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化身”历史场景中的一员，实现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具身感知。基于这种更为深入的体验，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开始重视并鼓励公众参与表达。“参与式博物馆”理念的发展不断拓展公众参与的边界，公众从“观展者”到“学习者”再到“参与者”，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云南省博物馆“追寻香格里拉”展览、杭州博物馆“百万收藏”展览等，以公众主动提供故事与展品的方式，让公众深度介入展览生产过程。杭州博物馆推出“人人都是策展人”线上小程序，公众可在线上自主组合藏品，拟定策展主题并分享出来，进一步推动文化生产权力向公众转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正在为公众搭建起更多平台、提供更丰富的样式，为个性化创作与分享提供可能。在互动传播中，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个性情感被激活，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实现了更深入的联结。

　　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与经验，正以其本土性、创新性与包容性，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着中国智慧。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对历史的守护，更是对未来的赋能。进一步拓展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代化，必能让文化遗产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族的精神纽带，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作者：王思渝，系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