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理念与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对域外知识的探寻和对世界各国的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主体特征。这一特征与中华民族破解深重民族危机、探索独特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危机，志士仁人以求知救世、挽狂澜于既倒为初衷探寻域外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为团结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党中央大力推进国际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之际，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成为我国借鉴他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我们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合作共赢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近两百年的域外知识探寻，奠定了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实践基础。新起点上推动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就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和把握这一学科的叙事逻辑、理论基础、核心对象、基本方法、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不断开阔观察世界各地区与国家的视野。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个学科的起源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也就是元叙事，它决定着这个学科的指导思想。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叙事逻辑可追溯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此形成了以战争为诱因、以停战为目的、以利益分配和确定原则为基础而获得暂时和平的思维模式。从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野蛮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战后再度沿用这一逻辑，并逐渐使之成为欧美处理国际问题的元叙事，即世界是分裂的，彼此是对立的，冲突是难免的，其着眼点是“界”。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逻辑起点，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和合思想、大同理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和平、合作、发展为核心主题。其元叙事主张世界是一体的，各国是平等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和平需要积极建设，着眼点是“桥”，即连接与沟通。中国区域国别学力求建立并深化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认知、理解与共情：首先是中国与各国之间，进而拓展至所有国家之间，最终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实现全球共情。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既有模式，而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思想理念、路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建构本学科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国家。区域研究建立在国家研究基础上，但不是国家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区域内各国之间合作与冲突关系的辩证整合。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入研究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等问题。他们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等角度，阐明了私有制与国家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国家是具体的、历史的，始终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据此，对象国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国家经济结构，其次是政治体制，最上层是意识形态。理解一国的性质，应从其经济结构入手。把对象国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质是将构成其基础和骨干的经济结构及共同利益作为优先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性质、产业结构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该国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应，体现在国家形式层面的政治制度、政党、法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都受制于经济基础。然而，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一旦形成，便通过设计、管理、建构秩序等手段，赋予自身以法律形式，成为制约经济与社会的法权。其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规范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出口、贸易、税收等环节，并主导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金融政策。同时，国家利用宣传舆论机器强化国家法权，使之表现为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家既作为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又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一矛盾身份贯穿国家存在的始终，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

　　20世纪以来，国家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现象。近代欧洲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各大国在巩固自身民族国家的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推行殖民统治，建立起帝国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涌现出一批新兴国家，有多民族国家，也有单一民族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联邦或联盟性质的国家。直至今日，一些国家仍处在建构过程中，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依然处于嬗变之中。可以说，国家形态的建构和演变从未停止。到20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更为立体化，国家研究日趋复杂：欧盟成立后，出现了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式，传统国家权力相对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内部矛盾之外，与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国家的外部矛盾日趋严峻，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更趋明显。同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国家形式、超国家组织、国际组织之间矛盾日趋叠加，这都是以往研究未曾遭遇的现象。但从本质上看，一国无论属于何种性质，其内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经济利益与政治法权之间，始终存在反映与制约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真理性。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区域国别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国家形态的新变化，聚焦对象国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深刻认识各国国家存在形态与运行规律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应深入研究以下问题：一是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面临的复杂矛盾；二是国家形态的差异如何影响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以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三是各国为解决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作出的不同抉择。在此过程中，应具体地、辩证地看待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面向，具体地、辩证地看待其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张力关系，将对象国面临的具体矛盾及其生存发展的特殊性作为研究重点。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强调在把握对象国独特性的基础上展开整体研究，将对象国视为独立的整体存在，而非“他者”。这一点，体现出与西方学术立场的根本差异。欧美学者执着于现代化理论，往往忽视对具体国家经济基础及其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进行整体性辩证研究。这并非眼光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其关键症结在于，否认不同区域和国家在文化历史方面的特点，进而漠视甚至否定各国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权利。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石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建立在尊重他国独特历史、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基础之上的，也唯有坚持这一立场，才能真正揭示对象国的特殊存在形态及其运行规律。

基本范式：内聚力和开放度研究

　　“范式”在这里是指研究对象国的一般模式，即从哪些方面构建关于对象国的知识系统。中国区域国别学以研究国家形态及其运行规律为主要目标，将对象国的“内聚力”与“开放度”作为基本研究范式，旨在系统描述对象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构成的整体面貌，揭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建立完整的对象国知识体系。

　　内聚力是对国家基本形态和运行规律的功能性描述，反映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秩序建构模式和建构程度，其实质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模式。内聚力涉及国家体制、法律制度、价值观、文化传统等若干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一国的内聚力，体现为国家制度、政府权力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并与各阶层的认同状况密切关联，是国家功能的全方位整体体现。

　　开放度是指对象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路径选择、覆盖范围与实施程度，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等领域。以学术界曾提出的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体系为例，该体系涵盖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业、制度环境、人文交流等六大指标，基本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由于各国发展历史、所处环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其开放度呈现出显著差别。总体而言，开放度越高，国际交流机遇越丰富，发展也往往更为迅速，这已为现实经验所证明。

　　不同国家在内聚力和开放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国存在形态与运行规律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其内聚力和开放度作出科学评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与开放度虽紧密关联，但并非总是完全契合。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若拥有完善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国民认同程度高，其内聚力就较强，就有利于开展对外交往；若其对外开放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数据表现良好，则开放度也较高。相反，如果经济、制度、社会之间缺乏协调，矛盾冲突激烈，国家失去稳定，内聚力便会削弱，开放度也随之降低。但在现实中，内聚力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多样。例如，有的国家有很强的内聚力，却因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缺少与世界各国交流交往，开放范围狭窄，开放度很低；还有的国家政治生态极端化，造成内聚力与开放度剧烈动荡，两项指标呈现出非常规水平。

　　以内聚力和开放度为范式研究对象国，旨在揭示对象国的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厘清其看待世界局势与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利益关切以及达成共识的路径。以“桥”为逻辑起点，这一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我国与对象国及区域之间实现合作共赢的可行路径。可以说，内聚力与开放度的研究最终服务于合作性。这正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目的之一。

方法论之辩：以整体研究超越学科局限

　　区域国别研究以内聚力和开放度为研究范式，强调整体把握对象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超越单一学科乃至简单的学科交叉，而体现出整体研究的特征。

　　研究一个国家的当代形态与运行模式，旨在构建关于一个国家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如果仅以多学科交叉作为方法论特征，既难以捕捉现实中国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无法准确理解当下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多样性。从单一学科发展到多学科交叉，突破了单一视角，形成了多元视角，这是20世纪学术思想的重要进步。然而，学科交叉与整体研究在对象设定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强调跨越学科边界、在边界融合中寻求真理，后者则直接指向对对象国的整体把握。

　　厘清整体研究与单一学科乃至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学术规范看，任何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设定的研究对象，都处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其研究结论最终指向该学科内部的学术创新。即便这一研究对象是某个特定国家或区域，其研究结论也局限于该学科内部的知识发现与突破。相比之下，区域国别学不止步于此，它立足于国家或区域提出问题，并最终回归对国家或区域的整体认知。具体而言，区域国别学在以下方面与传统学科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它以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某个单一学科（如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领域提出问题。第二，思维方式不同。它要求研究者具备综合性思维，统筹考虑全社会各因素及其互动关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这也正是区域国别学重视田野调查，深入对象国的民族、宗教、族群、社区等从事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第三，研究成果不同。整体研究强调构建全面、客观、真实的知识体系，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与实施方案。

　　然而，整体研究并非与各传统学科相隔绝，而是以各学科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与之保持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广泛吸收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成果，建立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的国家学说。正是由于面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非局限于某一学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才呈现出一种整体风貌。区域国别研究力求以整体研究超越单一学科局限，开展对当代国家和区域的系统研究，就必须充分吸收各学科已有成果，发挥整体研究多视角优势，突破单一学科思维惯性，形成综合思维，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立场，密切关注世界各国及各区域的特殊性，脚踏实地开展田野调查，将区域国家、社群社区与历史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增进理解、达成共识、深化合作的学问。

　　（作者：邱运华，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