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的功用与局限

　　【畅谈“创作谈”】　

　　打开一本当代文学期刊，会发现创作谈几乎成为一种发表的标配。青年作家发表作品要写创作谈，谈谈自己的文学之路，语气多谦虚低调。资深作家发表作品也要配创作谈，大概率是顾左右而言他，游刃有余的同时让人难免感觉有些不够真诚。此前的文学生态中，一部作品的发表，往往随后刊登几封读者来信，内容是读后感或者一些建议。从“读者来信”到“创作谈”的形态变化，也暗示当代文学从读者视角向作者视角的一种转化。一段时间以来，写作者不是在写创作谈，就是在构思创作谈，创作谈已然构成当代写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一部作品的解读，对一个作家的研究，甚至是对某一个文学现象的分析，都很难绕开作家们风格各异、旨趣殊同的创作谈。

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不是透明之物。小说和散文因为故事、情感的通约性可能好懂一些，但是以寓言和隐喻著称的现代小说并不在此列，诗歌更是因为复杂的象征体系而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高考作文往往拒绝诗歌体裁。对一部作品，尤其是新发表的作品来说，读者往往无法准确深入地理解作品所要表达的意义，这时创作谈就发挥了导读作用。在对作品的理解上，曾经在英美文学批评界流行的新批评派提出“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前者将作品意义等同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目的，后者将作品的价值等同于读者的主观阅读感受，他们反对作者和读者对作品意义的解释目的是回到文本结构本身，有清晰具体的理论指向。

　　但在实际的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无法避免这种“意图”和“感受”，关键在于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者的创作谈相对稳定，而且具有延续性。创作谈构成理解作者意图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品意义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尤其当一个作家积累了较多作品，需要对之进行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时，带有反思和总结性质的创作谈就更是重要。

　　鲁迅先生写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回顾从事小说创作的缘起、方法和心得，强调写作的动机“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而是时代的召唤和治病救人的责任感，同时还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篇创作谈不但成为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也成为理解整个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他在其中指出的“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成为理解“五四”一代作家的有效路径。整个现代文学甚至现代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两者的互动和变动之中。如此看来，富有创造性的创作谈确实能起到“点铁成金”的功用。

有助于作家形象的建构

　　陶渊明的闲适高远、李白的潇洒风流、杜甫的沉郁悲凉……这些古典诗人的形象在一代代的阅读和研究中得以形成。这一建构过程很复杂，也存在偶然因素，实在非一日一时之功。古典作家们其实并没有汲汲于自我声名和形象的确立，甚至以匿名的方式来创作作品，比如荷马究竟是谁？莎士比亚又是何人？文学史上一直没有定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人其事也有颇多争议。古典作家喜欢隐藏在作品和传统的背后，所谓“真水无香，圣人不言”，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现代作家们则不然，因为自我意识是如此之强，现代性的时间如此迅疾，现代媒体又是如此发达，创作作品和建构自我形象变成文学实践的一体两面，“出名要趁早”“每个人都可以有5分钟的成名时刻”，是这种状态的极端表达。当下，要建构一个鲜明、稳定的自我形象并非一件易事。尤其对于那些还处在成长期的作家来说，一部新写就的作品、一场小小的舆论事件很有可能将其苦心“经营”的形象毁于一旦。即使没有这么夸张，随着后续作品的加入，作家形象也被不停地改写。但无论如何，形象建构已经变成文学生产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一百个作家有一百种形象建构的方式，其中撰写创作谈可能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

　　对于路遥作家形象的建构，完成于1991年的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不可替代。1988年底，他刚刚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立即投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中。他用真诚热情的笔法，详细描述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全部过程，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情感波动、创作心得通过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被娓娓道来。随着阅读的展开，我们分明能看到一个以文学为第一生命要务，为了写作呕心沥血，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力书写时代画卷的作家形象。这是一个文学的孺子牛，也是文学的勇士。《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作家形象和作家人格也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我们在孙少平、孙少安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路遥的影子。正如《早晨从中午开始》完成对《平凡的世界》的注释，路遥的作家形象也补充丰富了孙少平、孙少安等小说人物的形象气质。

　　当代作家李洱有篇很短的创作谈《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述》，开篇就坦言：“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容易轻信，很容易上当，但在写作上我却很少轻信。”因为过于怀疑，以至于同行建议在其文集封面印上一行字“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李洱的作品并不多，十年写就《应物兄》成为文坛佳话，创作谈更是很少，但这一篇开章立义、观点鲜明，将其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形象建构得生动鲜活。如果结合这一形象，我们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要花十年才能写出《应物兄》。这当然不是一种懒惰，而是“怀疑”带来的延宕。同时，读者和研究者也很容易将“怀疑主义者”的作者形象与《应物兄》中的叙事者形象进行关联性勾连，进一步强化李洱的“怀疑者”画像。

提供创作的思路和方法

　　一篇小说应该如何谋篇布局？应该怎样塑造人物？用什么样的视角可以让作品更加亲切？主题和题材如何有机地统一？这些关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元问题”。创作谈往往以直接的方式提供答案。

　　《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里，鲁迅首先谈到题材的选取，“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接着讲述了从经验到叙事的锤炼过程：“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他还重点讲述了人物塑造的方法：“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这些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充分讨论了怎么写的问题。比如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大工程，用什么方式来“构造这座建筑物”？在他看来，“要用现实主义手法”，还提到写作长篇小说事前需要大量阅读，准备作品的背景资料，“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了国内外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民生活的一般性反映。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有了对创作手法的明确选择，有了充足的阅读和前期资料的准备，《平凡的世界》获得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最近这些年创意写作在中国很流行，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人来说，多看看这些经典作家的创作谈，学习这里面的思路和方法，一定对写作大有裨益。

创作谈往往只是作家的“一面之词”

　　需要提醒的是，创作谈同样有自身的局限性。对作家来说，撰写创作谈固然能够塑造形象，提供作品的解释路径，但如果创作谈跟作品的距离过远，则容易带来不信任感。当下创作的一个痼疾是，一些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谈往往比作品写得更好，也就是动机高于结果，但对于文学来说，最后完成的作品才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水平的标尺。如果出现大量的“创作谈”作家，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建议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不要轻易撰写创作谈，如果在知识储备、作品贮备、理论建构都不够深厚的前提下，创作谈写得再好，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写作加分，反而可能贻笑大方。对批评界和研究界来说，更要对创作谈保持警惕的态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目前一个不好的倾向是盲目信任创作谈，对作品的解读、对作家形象的理解完全被创作谈牵着走，而忽视了创作谈也只是“一面之词”，作家的自我形象建构往往也是一种“叙事”，甚至亦有“虚构”的成分。将创作谈祛魅，可能是进入创作谈的必要前提之一。

　　总之，无论是作家还是研究者，对创作谈都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客观冷静的态度，既要注意到创作谈的重要价值和功用，也要谨慎地写作和研究创作谈。写作者要将更多精力投入作品创作之中，千方百计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研究者则需要多方取证，占有尽可能多的材料，将创作谈视为研究路径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写作、阅读和研究的创造性，在多重维度里建构一种有机的、活泼的、充满创造力的文学生态。

　　（作者：杨庆祥，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