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睿思以究法理 妙语而传文化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法律本是冷峻的，需要有温度的解读；历史本是沉默的，渴盼有趣味的述说。能够从事法律史的研究、教学与传播，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1981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通史，研究生专攻中国古代史，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在导师隋唐史专家何汝泉先生的指导下，我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摘录。这极大地激发起我的学术热情。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为了弥补自己法学专业的短板，我系统自学了法科理论知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师从法律思想史专家俞荣根先生，专治中国刑法史。正是在这样的双重专业背景下，我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术路子：睿思以究法理，妙语而传文化。

　　做学问，首在勤于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学问最可贵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法学理论涌入中国。一时间，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法律史，成了学界的主流。作为史学出身的学人，我总觉得这样的研究与中国法律传统有些脱节，是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国的历史，颇有“郑人买履”的嫌疑。

　　为此，我大量阅读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典籍，试图从历史脉络中梳理本土法治资源，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历经数十年的积累，终于撰成《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一书，提出了“诸法和合，以刑统法”“德法合治”等观点。

　　做学问，重在社会实践。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深化学术认识的重要法门。20世纪90年代，为了家庭生计，我曾北上银川、南下深圳打拼。这些经历看似与做学问没有直接关联，却大大加强了我对法律实践的认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为我后来开展传统法律文化传承转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譬如，我曾亲身经历这样一起案件：一个小偷盗窃2000元后，又将自己的1元零钱放回原处，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是犯罪，但该案最终并未被检察院立案起诉。因为相关法律规定，盗窃犯罪立案标准是2000元，数额不足的只能算违法。此事对我触动极大，让我深刻意识到，书本上的法律和生活中的法律是有差距的，立法、执法必须适应本土实际，才能缩小这种差距。由此，我撰写了《法象万千：睡龙醒语录》杂文集，专门批判那些钻法律漏洞的社会现象。

　　此外，我注重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打通理论与实践。我曾深入四川汶川、理县、茂县等羌族聚居地区，对羌族习惯法进行田野调查。当地羌寨大都建在山上，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再加上高山缺氧，行走困难。白天采访收集资料，晚上住在羌胞家中，在摇曳的油灯下整理笔记。后来出版的《羌族习惯法》和《乡土秩序与民间法律》，就是在这些田野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做学问，经世致用为本。

　　“文章合为时而著。”再好的学术，如果仅仅是高悬于象牙塔里的华章，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那只能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法律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古人的法律智慧走出故纸堆，推动当代法治中国建设进一步完善。然而，法律史学的晦涩，往往让大众望而却步，怎么才能让这门枯燥的学科变得生动有趣，至关重要。

　　经过多年的摸索，我总结出了一套既可用于教学又可用于研究的“三讲法”：用案例讲制度，用制度讲文化，用文化讲人性。试想，若是一上台就说“今天我们来讲《唐律疏议》中的户婚制度”，估计一半听众都要打瞌睡。但如果我先讲一个唐代女性离婚的案例，再介绍一下唐人“休书”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祝福语，大家肯定会好奇：古代难道也有“和平分手”？这自然就引出了《唐律疏议》中关于“和离”的法律规定，能够让听众在故事的悬念中了解古代婚姻制度，明了人性中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这样层层深入，听众不仅听懂了法律制度，还能感受到背后的人情冷暖。如此，便是“妙语而传文化”。

　　正是靠着这套方法，我讲的中国法制史入选了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我还受邀在中央电视总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中华法制寻踪”“礼法中国”“孝道与法文化”“清官文化”等系列内容。我曾在节目里讲到《云梦秦简》中一桩“争牛”案，令史通过牛的年龄，准确地判定了牛的归属。有个基层法官给我写信，说他受这个故事启发，成功化解了一起耕牛走失的邻里纠纷。类似的观众来信还有很多。这让我深深感受到，法律史学是有温度的，完全能够从书斋走进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

　　做学问，贵在持之以恒。

　　归根到底，做学问拼的是毅力、比的是恒心。攻读博士期间，我几乎将所有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来“啃”各种法律古籍，比着尺子一行一行地在蝇头小楷中寻找史料，誊写卡片。法文化传播的工作则更为艰辛。2014年初，央视要录播《中华法文化》春节特别节目，搭建现场舞台时，我突发肾结石，剧痛难忍。医生建议立即手术，但考虑到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我决定推迟手术，坚持录完了节目。

　　历史从未远去，法律自有温情。从书斋案头到羌寨山野，从三尺讲台到央视荧屏，我始终坚持以睿思拨开历史迷雾，以妙语传递文化薪火。愿自己的这份情怀，能像种子般播撒在青年学子的心田，期待有更多的人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而努力。

　　（作者：龙大轩，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