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迁怒”“制怒”到“无怒”

　　怒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情感，但什么是怒呢？据《说文》，“怒，恚也”“恚，恨也”，即怒是与恨类似的一种情感。此情感可能是偏正面的，比如在生活中遇到不公之事，内心油然生出一种义愤，为其不平；也可能是偏负面的，比如因为受伤，内心产生冲动去报复对方。不过，无论学界还是大众认知，均熟悉怒的消极面向，根源在于此类情感更为普遍常见。

　　怒如何发用并使之有度，与个人身心健康、家庭乃至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古往今来，已有很多制怒以修身治国的榜样。宋朝名相富弼面对他人辱骂神色平静，以理性克制怒念；晚清名臣曾国藩早年易怒，后每日自省戒怒、制怒，终成修身典范。儒家修身理论重视对怒的调适与治理，先秦孔子提出“不迁怒”说，奠定了治怒的基本修养方向；宋儒朱熹则以“无怒”为境界追求，构建起系统的治怒工夫论，影响深远。深入理解朱熹治怒工夫论，在当今时代仍有现实意义。

怒是逆德

　　早期中国哲人就对怒有探讨，且常强调破坏性，因而对其十分警惕。孔子对能做到“不迁怒”的弟子颜渊十分赞扬（《论语·雍也》），他虽未直接解释不迁怒，但将“不迁怒”与“不贰过”并列谈及，表明他看到了怒情感的负面性需要克服。之后的学者如三国魏何晏将“不迁怒”解释为不可任怒发作，要使怒之发当其理、不过分（《论语集解》）。至宋明理学兴起，理气论、心性论的理论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儒者也提出关于“不迁怒”的代表性新观点。

　　朱熹认同怒是“逆德”。他说：“怒是个难克治底。所谓‘怒，逆德也’。虽圣人之怒，亦是个不好底物事，盖是恶气感得恁地。某寻常怒多，极长。”（《朱子语类》卷三十）“逆德”，是指背离慈善仁爱之德。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主父偃上书劝谏汉武帝不要轻易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并将“怒”与“兵”“争”并列，认为会违仁背义、招致祸患。

　　在理学家看来，怒是不好的、恶的，因为怒属于形而下之浊气，是人生而与恶气交感而有。怒气粗粝驳杂，且其发用容易过度、难以控制。朱熹坦言自己平时还会常生怒，不能很好地控制怒。即便是圣人也会生怒，但当有怒生起时，要尽力克服。

　　怒气之流行，在人身体现为怒情之发用。怒情之生发，源于人与外物交接有感；情动则逐于外物，溺于外求而不能自反。朱熹与学生敬之讨论怒时指出，怒起如水之澎涨，难以控制，“盖怒气易发难制，如水之澎涨，能权停阁这怒，则如水渐渐归港”（《朱子语类》卷三十）。如能息怒以作缓解，便可使其平静、有所归。朱熹对怒的阐释，既从形而下之气论层面予以说明，也从情感已发状态分析其生成原因和特点。进而，怒气的克制，便成为治怒、防怒的核心议题。

克己复礼以制怒

　　朱熹认为，孔子所说的不迁怒，就是对怒有所制约，“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四书章句集注》）。当怒产生时，要能制约此气，不使其冲动而误伤对象。但朱熹也强调，制怒不能停留在怒发失误后的末节补正；真正有效的制怒，必须从怒的生发源头入手。这一根源工夫的核心，正是习礼。颜渊之所以能做到“不迁怒”，正是靠这一修养。正如朱熹所言，“自非礼勿视听言动，积习之久，自见这个意思”（《朱子语类》卷三十）。通过礼的长期规范，人在日用间就能学会安顿自身情感，怒生起时自然能引导其合于礼，不偏私、不流恶，从根源上实现治怒。习礼不是外在层面的拘守，而是基于内心的要求。朱子指出，“不迁怒”实际指向一种纯熟的工夫，此工夫的关键在于内心有知。人能知是非，便能在与物交接中，灵活引导自身的行为。怒来时心知有应，当怒则怒，不当怒则止。

　　人之身心复归于礼，其核心在克己之主体修养工夫。克己即克尽私欲、去其偏私，而后方能依礼而行，故朱子谓“克得人欲，乃能复礼。颜子之学，只在这上理会”（同上）。他反复强调，“不迁怒”仅属效验层面，非克己工夫本身，后者指向更高层次的修养要求。克己非仅克制怒，“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乐，皆当克，但怒是粗而易见者耳”（同上）。怒与喜哀乐一样，皆有“未发”和“已发”之别，《礼记·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发”即生起意。怒起便依礼而发，其情志即可得到规范调适；此恰当之怒导向和善，正是循礼制怒的修养成效。

　　朱熹以孔子的“不迁怒”为修养起点，通过克己复礼，将这一传统要求推进到“制怒”的层面。他赞同“忿怒易发难制，故曰‘惩’”，但也强调，“所谓惩者，惩于今而戒于后耳”（《朱子语类·卷七十二》）。惩忿制怒，首先就是要人在怒情刚发动时，就对其加以制约。但朱熹并未止步于此，当他从克尽私欲角度进一步深挖“制怒”内涵时，便开始触及修养工夫的根本问题：不再是等怒情生起再去制约，而是从根本上消解怒情本身。

复静归真以无怒

　　怒生起是因为与物交接、交感而有，在此之前，则是怒之“未发”。理学兴起，将此未发与主静工夫联系，进一步从复性养心的理论高度阐发治怒工夫。

　　怒之未发时，则本心寂然。主静工夫，即是要求在已发之际，复归未发之本静，于已发中体认未发。以静来指示本性，可溯源至老子。他说道，“致虚极，守静笃”，并提出“归根曰静”的人性修养工夫（《老子·第十六章》）。这一复静思想后为理学家吸收，并将之与节欲问题联系起来。周敦颐指出，人有各种情感欲望，容易为外物所诱惑。只有通过无欲的主静工夫，才能回复性之本然状态（《太极图说》）。程颐则将静与人的本性关联，指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颜子所好何学论》）。朱熹也指出：“真，便是不杂，无人伪；静，便是未感。”（《朱子语类》卷三十）本性是“静”，是从未感于物、未生情上说。从未发上说，本性也就不掺杂任何人为造作意，从而是“真”。“五性便是真，未发时便是静，只是叠说。”（同上）

　　朱熹认可以下说法：“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虚静，随感而应。或有所怒……怒才过，而此心又复寂然，何迁移之有！”（同上）一方面，朱熹赞同程颐“怒在物不在己”一说，强调应物时要收敛身心、专注于未发之性。心以未发之性为主，便能不为血气之怒所动。另一方面，从未发处说存心、养性，其目标就是明理。通过克复工夫，心从未明转变为明而有所自得，便能做到“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只不过颜子已然不需此一转变过程，而能“只见得理明，自不迁不贰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心明如镜悬、水止，物来则应，物去则又恢复寂静。心中浑然有的只是五常之性，哪里有怒、又何谈使之迁移。

　　总之，不为血气之怒所扰，乃至本心浑然无怒，是朱熹以天理为宗的终极修养目标。朱熹虽认可颜子“不迁怒”的克己工夫已然纯熟，却认为较之圣人境界，“便尚在夹界处”（同上）。因为颜子尚有“不迁”之执，而圣人无此，唯顺理而行。

　　朱熹提倡无怒的境界追求，也容易给人留下守静的工夫印象。比如，敬之就有此感，“‘不迁怒，不贰过’，颜子多是静处做工夫。”（《朱子语类》卷三十）对此，朱熹申明“正心”是从动处而非静处说，这是最易混淆之处，不可不察。故不同意将“正心”理解为“将心顿于黑卒卒地，说道只于此处做工夫”。他主张人不能不应事接物，乃至避世离群，否则，便与佛家工夫相混（同上）。

　　明理固然是治怒的关键，但还需践行。制怒的践行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须知圣人教人“多是于动处说，如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颜子‘克己复礼为仁’，正是于视听言动处理会”（同上）。朱熹基于“理气论”“心性论”对待怒，提出克己复礼、存心养性的制怒工夫路径，凸显在动处正心的儒家修养工夫特色，以此与佛家相区别。其目的不仅在约束不当之怒，更重在引人明理向善，可为调适舒缓人之身心，引导安定有序、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提供思想借鉴。

　　（作者：李记芬，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