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尚书》的文献价值与使用

　　自西汉孔子壁中书出现以来，学术界就有今古文之争，直至清代，争论才渐趋平息。近年来，清华大学购藏的战国楚简中有先秦佚籍《尚书》多篇，从而进一步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作，今文《尚书》即伏生所传28篇《尚书》基本可信。至此，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术公案，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但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事实上，今文也好，古文也罢，并非简单地将其贴上“真”与“伪”的标签即可。相反，随着清华简等先秦佚籍《尚书》的出现，关于今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辨析讨论才刚刚开始，而远未结束。如何正确看待今古文《尚书》的文献价值并正确使用，是古典学研究中很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今文《尚书》尚须辨析校订

　　清华简所见先秦佚籍《尚书》与今文篇目虽多雷同，但具体内容却往往又有异。换言之，今文《尚书》其实亦非先秦《尚书》的原貌。究竟是当初伏生传述之时即有窜改，还是后世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改易，亟须明辨。但无论西汉还是后世的不断窜改，其非先秦《尚书》原貌，需要结合出土文献加以校订，则是不争的事实。就今文《尚书》而言，同样也需要对其作一番考镜源流的辨析工作。

　　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孔安国进献的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清华简中多篇《尚书》均为秦焚书之前写本。《金縢》《康诰》《顾命》等篇目虽见于今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连篇题都不相同。可见今文《尚书》虽非伪作，但就文本而言，问题也还不少。

　　因此，今文《尚书》并非铁板一块，同样也有很多坑要去避。如今我们要使用今文《尚书》，就必须结合有关出土文献作一番细致的校勘与考订工作，这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基础工作。

　　早在1943年，朱自清就曾指出：“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大师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案：实系二十八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尚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商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朱说甚是。

　　80多年前，当时并无些许相关出土资料可资参照利用，他们却能作出精准的前瞻性预判。时至今日，有诸多出土的文献资料可以印证，我们更不应开历史倒车。

古文《尚书》的价值及运用

　　古文《尚书》虽未见于清华简，但并不意味着清华简没有的就是伪书，清华简只保存了很少一部分的古《尚书》，而非先秦《尚书》的全部。随着考古工作持续进行，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先秦《尚书》出土，如荆州秦家嘴楚墓出土的《尚书·吕刑》篇即系明证。

　　王肃的古文《尚书》虽被确证系伪作，但同今文《尚书》一样，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显然不能简单地贴个“伪”的标签就草草完事。正如论者所言，王肃古文《尚书》虽伪，却系自西汉孔安国以来有关《尚书》传注的最高成就。其虽伪作，但也集先前《尚书》文本及注疏之大成，不乏合理与正确的成分，故应辩证看待，详加辨别区分，而不应单凭一个“伪”字就一棍子打死，弃之如敝屣。

　　众所周知，古文《尚书》并非王肃向壁虚造，而系辑录先秦至当时（三国）古书所引《尚书》加工改造而成。古文《尚书》并非杜撰，而多有所本，其中不乏先秦古书的原貌，只不过多系只言片语，从而影响其文献价值，而这些部分仍有其独特的文献与史料价值。另外，其传注部分，多系沿袭孔安国旧注繁衍增补而成，不乏训诂价值。因此，如上述今文《尚书》一样，对古文《尚书》及所谓的“伪孔传”（孔安国传），也应理性看待，合理使用。要结合出土文献对其作一番考镜源流、去伪存真的考辨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挥其作为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价值。

　　例如，《大禹谟》是古文《尚书》的一篇，而今文《尚书》未见。按照通常认知，则《大禹谟》系伪作。但事情恐非如此简单。《书·大禹谟》载：

　　帝曰：“来，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此节主要记舜命禹之辞，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便是后世朱熹等理学家所谓的“十六字心传”。《论语·尧曰》也记有尧、舜、禹授受的类似文字：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比较二者文本及所记内容，无论叙事还是记言，显然前者记述较为详备、具体完整，清楚明白，显系源；而《论语》的记载系在截取古书的基础上所作的论述，为其流。《大禹谟》的有关记载，无疑当早于孔子及《论语》，二者实系一脉相承。众所周知，孔子“述而不作”，曾花大力气董理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上揭《论语》所引以为据的古书，很可能就是《大禹谟》。据此可以断定，《大禹谟》应系孔子及春秋以前的作品无疑。

　　无独有偶，近年公布的清华简《四告一》记载：“司慎皋繇……惠汝度天心，兹德天德用歆，名四方，氐尹九州，夏用配天。”“度天心”最早见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成之闻之》：

　　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图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大禹》曰：“舍兹度天心”，盖此言也，言舍之此而度于天心也。是故君子簟席之上，让而援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度不远矣。

　　简文谓天降生大道，用以治理人伦，以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小人败坏天道以悖逆大道，君子严整人伦以合顺天德。实谓为政者要合天心、顺民意，亦即“度天心”。据上下文，《尚书》《论语》“允执厥/其中”的“中”皆应训“心”，“执中”即“执心”，谓坚守内心（德），遵循天道人心，与“度天心”（合顺天心）内涵实同。

　　郭店简所引“度天心”之语，明言系出自《大禹》，李学勤云《大禹》即佚《书》《大禹谟》，《大禹谟》在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述孔壁所出佚书之中。可见“允执厥中”与“度天心”均出自《尚书·大禹谟》。孔壁所出佚《书》即战国时期的古文《尚书》，郭店简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同样也是古文《尚书》之属，二者书写形态也相同，只不过出土时空不同。

　　《论语·尧曰》所录“允执其中”之语系尧命舜之辞，下文云“舜亦以命禹”，即“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孔颖达疏），可见《论语》所录，同样也引自尧对舜、舜命禹所说的话。同郭店楚简一样，《论语·尧曰》“允执其中”也应取自《尚书·大禹谟》篇，三者内在一致，可以交互验证。这也进一步证明，《尚书》《论语》的“允执厥/其中”，其实就是“度天心”，二者内涵相同，唯表述各异。

　　据其所记内容和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比照西周铜器铭文，再从有关思想发展演变的逻辑关系和文献的层次来看，《大禹谟》的成书年代，起码不会晚于西周早期。

　　既如此，则见于古文《尚书》而不见于今文《尚书》的《大禹谟》，显系先秦古书而非伪作，可以定谳。无论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还是作为语言研究的语料，其文献价值都是不容抹杀、否定和忽视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因此，对古文《尚书》，切不可一概而论，一味斥其为伪。即便是伪书，毫无疑问它仍是今人窥究先秦《尚书》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宜简单全部摒弃，而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证明的合理部分，自然要加以承认，被证实的有益处者，要充分合理利用。否则，我们将白白浪费很多难得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

科学看待和利用典籍文献，切实保护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的成见很深，以致很多人一见引用古文《尚书》者，便粗暴地加以否定和批评。这明显失之偏颇，过于草率和武断，实不可取。

　　学术研究理应实事求是，为学者不仅要有科学的精神，还要与时俱进。对古文《尚书》，并非切割得越干净就表明其学问越大；研究者不应对日新月异的新材料熟视无睹，导致抱残守缺，与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严重脱节。

　　对今古文《尚书》应如此，对待其他先秦秦汉古书，同样也应慎重，无论真伪，都要采取谨慎严谨的态度，多做些实事求是的辨析工作，批判吸收其合理有益的成分。对古书的真伪，或可说“多做些辨析，少贴些标签”，要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而不应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过去有些疑古明显过了头，过犹不及，应尽早予以纠正。

　　如《孔子家语》，长期以来皆被指斥为伪书，已成定谳。但出土文献资料一再证明，其内容多有先秦古书所本，其中不乏合理有益之处，因而应认可其文献价值，而不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

　　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文献，是早期中国历史的沉淀、文明的浓缩、语言的精华，理应被珍惜，彰显其价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先秦古书更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对其存有敬畏之心，更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保护、传承和利用好遗留至今的这些珍贵历史与文化遗产。

　　（作者：黄锦前，系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