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引领学术风向 携手学者同行

　　【我与光明日报】

　　作为一名忠实读者和作者，我与光明日报相遇相知已逾40年。我真正第一次重点关注、认真拜读并被深深吸引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那篇文章振聋发聩，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彼时，我正在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政教系求学，刚好在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授课的是获得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副博士学位的吴建国老师，他将这篇文章列为课堂讨论的重点内容，让我们读后各抒己见。讨论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争论得面红耳赤。吴老师在授课之余，还将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细细读来，我既收获满满，又心生梦想，萌生了“何时也能当一名作者”的愿望。

　　梦想实现于1985年。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有幸加入李秀林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课题组，承担分支课题“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的研究。课题组内思想活跃、氛围宽松，我们作为学生，也敢于就课题研究的方方面面大胆向老师提出商榷意见。我将围绕这个课题研究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以《论行为方式的变革》为题，寄给了光明日报理论部。让我欣喜不已的是，文章于1985年2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发了，不久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拿到样报那天，同学们争相传阅，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这一“重要事件”随即产生了“深远”影响：课题组师生都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创新观点为最大荣耀。据不完全统计，数年间，我们课题组成员在这张报纸上发文总数达10余篇。

　　我由衷感受到：光明日报不问作者出身，抓主题、抢新论既快又准！让我深深感动的，还有时任哲学版主编的李景瑞老师。为捕捉新见解，他几乎每个月都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远行几十公里来我们研究生宿舍，参与课题讨论和思想创造，有时一讨论就是一整个下午。为了等稿子，他经常晚上九十点钟才骑车返回单位。我们无不为他的精神和作风所感动，于是一有创新性观点，都盼着第一时间与他倾诉交流。而这段经历，促使我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每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要将标志性文章率先供给光明日报。

　　多年来，光明日报为我阐发学术新论提供了广阔平台。从交往实践观出发，深度探索多元主体间认识交往关系的“广义认识论研究”，是我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我围绕这个研究主题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广义认识论：基础、目标与模式》也投给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关注。他曾在1987年写给控制论与人工智能专家戴汝为（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信件中，以“社会思维学”认同了我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广义认识论”：“近重读任平在《光明日报》1987年7月9日3版的文章（附上复制件），感到他的广义认识论实即我们讲的‘社会思维学’。但也由此想到社会思维学是多个大脑在信息网的联通下，形成比单个大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思维体系。如果说形象（直感）思维是并行多线交联思维，那社会思维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有共性。所以研究形象（直感）思维学的第四个渠道是考察社会思维或任平的广义认识论。”钱学森先生作为一位世界著名、引领中国科学技术创新的战略科学家，如此关注哲学研究前沿，“重读”一位青年学者的文章并向另一位知名学者推荐，使我备受鼓舞。而为这一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搭建平台的，正是光明日报。

　　“无影灯之所以无影，就在于它的光束来自不同角度。”这是我201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研究范式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一文中，用于阐释研究路径和范式之间应当互相补充构成协同创新体系时的比喻。近些年来，我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一研究主题，从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等多个角度撰写了系列文章。我深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体系建构必须从中国实践出发，成为反映和表达当代中国实践主题本质要求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我在《光明日报》刊发了多篇文章，如《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代启示》等，紧扣时代课题，反思地实现唯物史观形态的当代转换，阐释了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自觉。特别是当下，人文经济学成为全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从唯物史观对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进行哲学阐释，去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人文经济学本质内涵的哲学阐释》一文，引发学界广泛讨论。

　　40多年过去了，我由衷感到：光明日报始终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贴近读者、贴近作者，是一份让思想之光照亮现实的好报刊。

　　（作者：任平，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社科名家，本报记者冀文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