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既要“踏遍青山”，又要“笨鸟先飞”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1965年本科毕业后，我赴吉林延边汪清县一所山区中学任教。彼时信息闭塞，偏远小城难觅专业书籍与学术资源，有限的闲暇也被教学与劳动占满。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十余年，我投身学术研究的初心从未熄灭。这段岁月，反倒让我格外珍视重返校园求学的机会，也让我能不畏艰辛，在治学路上坚定前行。

　　当时，学校图书馆里与先秦史相关的书籍，仅有一部《史记》。我反复研读，在字斟句酌中慢慢摸索出选题的门道和技巧。起初，我试图以《秦始皇本纪》为对象撰文研究，可耗费大量心力，却收效甚微。多年后我才醒悟，彼时自身学术积累尚浅，手边文献匮乏，所选课题过于宏大，远超自身驾驭能力。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悟到，做研究需“知己知彼”，若看不清自身学识分量，便难以把握重大课题。于是我缩小研究范围，仅围绕秦末农民战争的口号问题进行探讨，耗时不久便完成3000字左右的文稿，最终顺利发表。这次成功，源于精准选题、契合时代语境，也成为我学术道路上新的起点。

　　除此之外，锻炼身体于治学而言至关重要，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强健的体魄，便难以支撑长期的学术钻研。在东北任教期间，我始终坚持锻炼，打下了扎实的身体基础，这对我后续深耕学问助益良多。时至今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依旧会坚持锻炼。

　　1979年，我重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潜心读书，每一寸时光都倍感珍贵。我师从赵光贤先生攻读研究生，得先生悉心教诲，博览典籍，渐渐对先秦史研究萌生浓厚志趣。读研期间，我深知古文字、训诂学是薄弱环节，便加倍补修：跟随赵先生学习金文，聆听王宁先生讲授训诂学，在诸位先生的指引下夯实学术根基，终身受益。

　　陈垣先生曾为历史系研究生开设“清代史学考证法”核心课程，以顾炎武《日知录》为教材，要求学生亲自核查书中每一条引文的原始出处，并撰写笔记。在没有网络资源的年代，这项功课耗时费力，却让学生在翻检群书、核对考据的过程中，练就扎实的文献查找功夫，熟悉海量传世文献。陈垣先生再逐一指导笔记，这套教学方法，不仅为学生筑牢考证根基，更培育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研读方法。

　　赵光贤先生也格外注重史料的搜集与甄别，始终强调这是治学的第一步。他主张，首先要厘清上古文献中神话、传说与史实的边界；其次要对史料的年代、性质、真伪细致辨析。他将史料分等：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与言论为上等史料；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为次等史料；时代久远、后人追述的为下等史料，使用时需格外审慎。真书之中或有伪文，伪书之中亦存真迹，都要细致区分、辩证看待。

　　赵光贤先生经常说，考古工作者奋战在学术第一线，古文字学家与古器物学家居于第二线，历史学者则在第三线。若无考古学界的不懈探索，先秦史研究便难以为继。所以他坚持带领学生赴各地实地考察，踏访山川地貌，亲临考古现场，来探索如何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实证相结合，还原历史本真。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学之余潜心读书，始终怀有“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紧迫感。先秦文明研究难度颇高、耗时费力，需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可一旦沉潜其中，便能领略无穷学术乐趣。

　　当年《甲骨文合集》出版，每发售一册，我便第一时间骑车赶往书店购置。逐片研读甲骨，一笔一画临摹文字，一字一句辨识释义，这是最质朴的“笨方法”。为加快进度，三伏酷暑、无空调相伴的日子里，我脚踩凉水盆、头顶凉毛巾降温，毛巾焐热了便换一条，从未懈怠。这种“笨功夫”打下的基础惠及我的整个学术生涯。

　　如今，我常与学生分享治学的两大要义：“踏遍青山”的功夫与“笨鸟先飞”的精神。

　　“踏遍青山”，就是广泛调研、深耕基础。既要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更要反复研读原始材料，不如此便无法发现真问题。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先秦至魏晋史料烂熟于心，他说，读史料，头一遍很难发现问题，读第二遍可能发现一些问题，再三、四遍研读，更处处有可探究的问题。同时，全面掌握前人成果至关重要，若忽视已有研究，所谓“创新”便会沦为无效重复。

　　“笨鸟先飞”，就是多下苦功夫、以勤补拙。我自认为是“笨鸟”，这并非自谦愚钝，而是真实的自己。做研究工作，倡导提前筹备、谦逊务实，不投机取巧、不走捷径。即便天资聪颖，也要提前蓄力、勤勉先行。提前准备，不笨也要先飞。

　　回望数十载先秦史教学与研究生涯，治学路上也不免时有困顿。而我始终在向陈垣、赵光贤等先生学习。读研时，反复研读、揣摩他们的著作，体悟其治学方法；工作后遇学术困惑、难寻突破时，重温先生教诲，总能获得新的启发。另外，变通也是很重要的，知难而进是勇气，知难而退是智慧。历来治学有大成者，莫不具有变通之精神。固守一隅，虽可成一家之说，但在学术史上很难留下浓墨重彩。

　　《庄子·列御寇》有探骊获珠的故事，说“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先秦史的学习与研究，简直如同探骊获珠一样艰难。最令人怅然的，莫过于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出九重之渊以后才发现手捧的不过是一块顽石，而不是梦寐以求的宝珠！顽石就顽石罢，未能得珠又如何？若不聊以自慰又如何？治学本就需一份坦然与释怀。《吕氏春秋·观世》就说：“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学术永无止境，要永远保持谦卑和进取的心态，才能有进步。

　　（作者：晁福林，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报记者杨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