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元典的“四书”到东亚经典的《四书》

　　“四书学”因其兼具经学与理学的双重属性，备受学者关注。那么，该如何看待四书所包含的四部经典呢？我们认为，当以“四书”来指称各自独立的《论》《学》《庸》《孟》四部元典，以“《四书》”来指称作为整体的理学经典体系。她从先秦邹鲁大地产生，后又成为东亚儒家文明共同体的核心经典，深刻影响了东亚文明的发展进程。

“元典时代”视域中的“四书”

　　理解“四书”的文明史意义和地位，必须将之置于文明时空的视域加以考察。

　　首先，“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长期以来，学者喜欢使用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对其进行界定。而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和文明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轴心时代”理论进行反思。我们认为，这一时代当以“元典时代”命名更为周全、合理。理由如下：第一，中华文明精神元典于此时创立。“元典”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冯天瑜先生提出。“元典”之“元”具有始、首、基本、原、长、正、大、善、美、上、宝等意，较“原典”意蕴更丰富；“元典”之“典”不仅包括《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又包括《论》《孟》《老》《庄》等典籍，较“经典”内涵更宽泛。第二，“元典时代”既能凸显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突破与转型，并与此前的“王官时代”及此后的“经学时代”形成中华文明的“三段论”；又能显示春秋战国时代与“王官时代”“经学时代”的连续性和一体性。这是“轴心时代”的概念无法比拟的。

　　“四书”产生于“元典时代”，属于中华元典。其兼具“经”与“子”的双重属性，又与六经与诸子典籍不同。“子”的属性使其能作为“百家之一”而“开新”，实现对王官学的突破与转进；“经”的属性使其能为“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而“守正”。因其兼具“经”“子”，是对六经的综合提升和系统转化，故朱子言：“《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一九）

　　其次，“四书”产生于邹鲁地区——“元典时代”的核心区域。王钧林先生曾提出文明的“两个中心说”，即春秋以“洙泗”流域为中心，战国以“稷下学宫”为中心。而笔者以为，“文明中心”只有一个，即邹鲁地区。邹鲁之地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东方样板，为儒学的诞生提供了丰沃的文化土壤。司马迁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班固云：“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汉书·韦贤传》）从孔子到孟子几代儒门圣哲，晚年都返归邹鲁，著书立说，四书便是这些大儒思想的结晶。“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规模庞大，气势恢宏。邹鲁，俨然成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中心。直到汉代，邹鲁“守经学”（《汉书·邹阳传》），依然是学者仰慕的昌盛之域。

　　因诞育儒家圣贤孔子与孟子，邹鲁也成为一种象征儒家文明的地域符号，中国乃至东亚各地称为“海滨邹鲁”“东南邹鲁”“海外邹鲁”“山中邹鲁”“海东邹鲁”“小邹鲁”等的地区多达几十处。英国传教士、驻中国领事李太郭曾对徐继畬提出：“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弦诵之区也……雅典最讲文学，肄习之精，为泰西之邹鲁。”如果理解“邹鲁”的文明史地位，可以将西人的说法倒转过来，即“邹鲁，东方之雅典”。国际学术界艳称“雅典文明”，我们亦可将“邹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类型看待。而“四书”便是产生于邹鲁文明中的元典。

东亚儒学共同体视域中的《四书》

　　关于“东亚文明”，学术界有“东亚世界”“东亚儒家文化圈”“东亚儒学”等不同称谓。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东亚世界”以汉字、儒学、律令制度、佛教为四大要素。韩昇教授认为，东亚世界形成于汉唐时期。而儒学史视野中，形成具有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东亚，则始于11世纪以后理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牟宗三和杜维明先生都提出过“儒学三期说”。杜先生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说：“从大的趋势来讲，从先秦源流到儒学发展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之一，这是第一期；儒学在宋代复兴以后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是第二期（这一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四书”作为邹鲁文明诞育的元典，在此时成为东亚儒学共同体的经典。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三点。其一是四书的体系化，即“四书”到《四书》的过程。经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整合与诠释，《四书》开始作为整体性概念被接受，作为体系性经典被诠释。《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二”称：“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这表明《四书》已经后来居上，“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正如钱宾四所谓：“把《四书》放在《五经》之上，这是开天辟地学术思想里的大革命。”不仅中国如此，《四书》在整个东亚也成为共奉的经典。黄俊杰先生认为，在东亚儒学共同体“寓一于多”的格局中，朱子学几乎成了东亚儒学的“公分母”。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相继出现形态各异的四书学，其经典诠释皆有极高的思想史与哲学史价值。

　　其二是元典的经典化。在朱子合编《四书》之前，“四书”唯一有《论语》可视之为“经典”。《论语》的地位，在汉代已与五经相近。《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入“六艺略”而非“诸子略”，汉文帝时又立有“传记博士”。汉儒视《论语》为“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东汉时已有将《论语》纳入“七经”之说。唐代石经《论语》刊刻，《论语》正式置身经典。早期的《大学》《中庸》虽存于《礼记》之中，但影响有限；《孟子》除了赵岐《孟子注》外，亦无其他诠释之作。而朱子的贡献在于使“四书”体系化的同时也使之经典化了：这种经典化的根据是其所承载的儒家文明的纲要与主旨。四库馆臣言：“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六经之精要括于《论语》。……故《论语》始于言学、终于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于格物致知、终于治国平天下。《中庸》始于中和位育、终于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于义利之辨、终于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二”）随着儒学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东亚世界形成了“从经典出发思考”的传统。11世纪以后，《四书》在东亚各国都被视为经典，成为价值观念的源泉和典章制度的依据。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甚至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由此可以一斑窥豹。

　　其三是经典的制度化。儒学的第一期发展，是五经的时代。而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则是四书的时代。陈寅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合东亚。自儒学在汉代立为官学以后，儒家经典便成为中国政教传统的依据。11世纪以降，儒学逐渐成为东亚文明主流，立书院以传播经典，设科举以选官取士，成为东亚诸国的共同传统，中国之外，尤以李朝的朝鲜，李朝、黎朝、陈朝和阮朝的越南，《四书》的经典化与制度化程度最深。与此同时，《四书》所倡导的仁义、忠孝等价值观念也深入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书》塑造了东亚价值体系，也成为东亚士人的精神原乡。

　　（作者：宋立林，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