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学视域下的朱子四书学

　　构成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的儒学历来重视经典教材的编撰、传承、更新，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教材史，蕴含了博大精深的教材思想，对于当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学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有观点认为，古代的教材“程度模糊、分量主观、方法随意、内容笼统”，实际并非如此。以下拟以朱子四书学教材为中心，从儒家经典教材的演变历史及朱子四书学的教材特质两方面加以论述。

从孔子删述六经到朱子合编四书

　　儒家文明本质上是以经典传承为核心的思想文明。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其贡献不同于周公等有德有位者的制礼作乐，而在于通过述而不作的方式，重新诠释六经之思想与意义，并以经其整理之六经为教材，实现对儒家思想的奠基与开拓。《汉书·艺文志》说“宗师仲尼”的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自言他对于六经“述而不作”，并无所创作，只是整理而已。在朱子看来，孔子“述”的具体工作就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孔子通过对六经开展删节、编订、阐发、修整等工作，使六经之“旧瓶”得以装其思想之“新酒”。孔子对六经整理极为严肃认真，如他对《春秋》的处理，被《史记》认为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删述六经的意义获得后世极高评价。经孔子整理之六经，成为此后儒家的经典教材，对于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教育等诸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被公认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则以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成为继孔子之后对儒家经典文明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又一儒学大师。朱子创造性地将《论语》《孟子》和原《礼记》之《大学》《中庸》两篇合编为一书，即四书，或称四子。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古无四书之名”“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馆臣认为，尽管朱子在五经学如《周易本义》《诗集传》等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然未必就超过了汉唐之注，但朱子的四书注释，则的确是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朱子用尽毕生心血来注释四书，直至易箦前三日还在修改。他对自己所注四书也极为自信，认为每个字都好比在秤上称过，不多不少，极为恰当。朱子如此重视注释四书的原因在于：他立志编撰一本给各地穷乡僻壤学子学习四书的经典教本，从而更好地传承、发展理学思想。从历史来看，朱子所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南宋以来东亚世界最为重要的经典读本，其效果恐怕超出了朱子本人的期待。

朱子四书学教材的目的性、原创性、经典性、系统性、一体性

　　朱子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其四书学教材的成功具有颇多值得挖掘之处。首先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具有明确的目的导向性，就是为传承理学、辟除佛老服务。故他在作为先秦原典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注入了大量的理学思想，尤其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话语，毋庸讳言，朱子的四书学本质上是理学化的四书。因此，对四书或四书学这个概念并不能随便用于理学之前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朱子编注四书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树立二程接续孔孟的理学道统谱系。由此，他强烈抨击了异于理学的诸多思想学术，如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权谋术数功名之说、百家众技之流等，他认为这些都违背了理学的天理仁义之学。

　　朱子的四书教材具有突出的原创性。《四书章句集注》能超越五经，成为七百多年来东亚儒学的首要经典，与其思想的高度原创性密切相关。但由于朱子注释“浑然犹经”的特点，导致这种原创性似乎并不易为学者所认识。比如，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了“道统”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但今日似乎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将“道统”论归诸韩愈始倡。如果要这样说，还不如说孔子、孟子始倡。在朱子这里，“道统”是一个内涵丰富、作用全局的概念，而在韩愈等人那里，只是对儒家圣贤人物谱系简单罗列，显然不是严格的“道统”论。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融入了天理价值论、理气本体论、人心道心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论、主敬涵养、格物致知的工夫论等，这些思想相对于此前有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注释来说，充满了强烈的创新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经典性是朱子四书教材的另一特性。经过历史的选择，《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百世不刊之典，它的经典性表现为超越时代性和地域性。朱子去世后不久，南宋理宗即颇为推崇《四书章句集注》。该书在元代仁宗时（1313年）被确立为科举考试之首，取代了五经的至尊地位，标志着儒家经学在国家教育制度层面从五经时代转向了朱子的四书学时代。自此，《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儒家经典教育之首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教育的废除。在此期间，《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跨越国界，被朝鲜、越南等国主动仿效，其科举考试亦以之为首。《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典性还表现为它的普适性。它不仅仅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科举之书，更主要的是作为受众群体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指导，具有修己治人、化民成俗的权威地位。这显然是百年来诸多教科书编撰所期盼而未能做到的。

　　系统性是朱子四书学教材的独特之处。本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各自分散的，当朱子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时，就面临如何安顿彼此关系的问题。朱子对此给予了明确说明，在他看来，有两种次序安排：一种是根据时间先后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次第；另一种是根据为学工夫由易到难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第。对于第二种次第，朱子反复解释，体现了他作为一位理学教育家重视为学先后的苦心。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朱子认为二者好比“禾”与“饭”的关系，四书相对于五经是“打禾为饭”。他肯定五经是四书的源头，但就为学难易、成效而言，则学习四书较五经具有“工夫少，得效多”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故相较五经，学习四书应摆在更优先的地位。从将《大学》置于《论语》之前、四书置于五经之前的考虑可以看出，作为编者的朱子，心中始终有受教者在，总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考虑经典教育的次第。朱子四书学的系统性还体现在它的体系性或者说集成性。朱子的四书学虽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最主要的教本，但实质上存在着围绕该书而展开的《精义》《或问》《语类》《文集》等系列读本。一是作为《四书章句集注》前身或基本材料的《论孟精义》。在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之前，朱子苦读二程学派及张载的著作，把他们有关《论语》《孟子》的言论汇编为《论孟精义》，而《四书章句集注》就建立在该书基础上。二是对《四书章句集注》所选诸家加以评析的《四书或问》。该书以问答形式，表达了对张载、二程等说加以取舍的原因，有助于读者了解朱子《四书》注释的所以然。三是《朱子文集》中有关《四书》注释的讨论。朱子在与弟子朋友往来的两千多封书信中，大量论及他对《四书》注释的看法，很好地呈现了朱子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文本、观点的看法异同。四是记录朱子与弟子讨论四书注释的朱子四书语类。朱子在与弟子讲学时，弟子将其谈话记录下来，是为《朱子语类》，其中涉及四书者有五十卷之多。这种谈话体亲切易懂，颇受读者欢迎。

　　阶段性与一体性。朱子特别注重教育的层次性与一体性。四书教育对他而言，其实属于中间阶段。他将古代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阶段。他分析当时教育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小学阶段的事上养成教育。为此，他和刘清之专门编撰《小学》一书，以作为进入大学阶段的必要教材。该书也获得极大成功，在东亚世界具有了近乎经典的地位。此外，为了推广周、张、二程的理学思想教育，朱子在1175年和吕祖谦从四者著作中选取622条，编为《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之书。该书很快成为理学经典读本。陈淳所记朱子说认为该书是“四子之阶梯”，而“四子”又是“六经之阶梯”。对“四子”究竟何指，学界素有不同看法，但这一“阶梯论”颇为流行，表明学习四书学的阶层性。它意味着北宋理学之书对学习朱子四书学具有优先性，而要学习六经，又须以朱子四书学为阶梯。在这种阶段论中，朱子始终保持了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即培养能够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人才。

　　朱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其四书学教材取得了巨大成就，体现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教材思想，创造性吸收、转化其中的思想，必将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文化自主性的中国教材体系，推进中国的教材学发展。

　　（作者：许家星，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