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考古所见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

　　隋唐洛阳城创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直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存续500余年。该城与长安城在隋唐时期并称“东西两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王朝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的讲座，我们通过相关文献与考古发现，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隋唐洛阳城的空间体系。

隋代洛阳城的创建

　　隋文帝统治时期营建大兴城作为隋都，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唐长安城的前身。隋文帝驾崩之后，其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炀帝于大业元年在洛阳开始创建东京城，至大业五年时改称东都。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本次讲座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采用直白的叫法——隋代洛阳城。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文帝驾崩。《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同年十一月，炀帝杨广从关中来到洛阳。至洛阳后，炀帝登上北邙山，向南眺望伊阙。宋代《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由此可知，隋代洛阳城的城址范围是由炀帝实地踏查而选定的，大致位于北起邙山、南至龙门的伊洛河平原上。

　　《隋书·炀帝纪上》收录了隋炀帝关于营建东京城的诏书内容：“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在兴建隋代洛阳城之前，洛阳地区的居民大多住在附近的汉魏洛阳故城，炀帝下诏要把这些人迁到新营建的隋代洛阳城。考虑到隋代洛阳城的营建规模，参与其中的人员数量庞大，组织、管理难度较大，当时应有严密细致、不同层级的划分。曾有学者对东京营建工程主事者杨素、杨达、宇文恺、元弘嗣、阴世师、孟孝敏（父）、刘权、韦万顷、裴矩等人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上，我结合相关出土墓志资料及文献资料再做补充，并根据其不同职能做了进一步的细化。《隋书·炀帝纪上》记载：隋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隋书·杨达传》也说：“炀帝嗣位，（杨达）转纳言，仍领营东都副监，帝甚信重之。”唐人杜宝《大业杂记》：“以越国公杨素为营东京大监，安德公宇文恺为副。”据此来看，在隋代洛阳城兴建的最高管理层面上主要有三位高级官吏负责，分别是营东京大监、尚书令杨素，营东京副监、纳言杨达以及将作大匠宇文恺。

　　隋代洛阳城的规划设计，除宇文恺具体负责之外，我认为他手下还有一批得力助手。这些人的事迹在隋代墓志记述中偶有发现，隋人任轨即是其中一位。据洛阳出土的任轨墓志记载：“作洛伊始，思摸大壮，度堂考室，实俟得人。迁将作少匠，加建节尉。”（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册）此处的“思摸”为考虑之意，“大壮”出自《周易》卦、代指宫室建筑，这段话是说任轨因营建东京洛阳城有功，故升任将作少匠，加建节尉。建节尉是隋散官名，正六品。

　　此外，还有一批中层主事官吏具体负责隋代洛阳城各区域的营建工程，包括宫城总监卫尉卿刘权及秘书丞韦万顷、皇城总监裴矩等，其中外郭城总监人名于文献失载。另有显仁宫为内史舍人封德彝负责营建，土工监丞任洪则主持开挖漕渠，类似的还有土工副监孟豹、木工监元弘嗣、瓦工监阴世师、左校署监王成。

　　根据隋孟孝敏妻刘氏墓志所载：“大隋营东都土工副监男孟孝敏妻刘氏，大业三年十月一日卒于敦厚里。”这里的“男”字，不仅是性别标识，还是儿子之意，即孟孝敏是土工副监之子。据此线索，我们继续考证，找到了孟孝敏父亲孟豹的资料。《大唐故清淇公墓志铭》记载：孟孝敏“父豹，隋蒲城、渭滨二县令，营东都土工副监。”

　　《大业杂记》记载：“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馀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馀万人。”由此推测，当时参加隋代洛阳城营建工程的兵夫与工匠数量至少在90万人以上。实际上，根据《隋书·食货志》所载，营建东京城“每月役丁二百万人”。

　　营建新都专业分工明确，涵盖土工、木工、瓦工、金工、石工等诸多行业。其中土工负责的范围广泛、工作量最大，因此人数最多。在当时的建城工艺中，用土来夯筑城墙、院墙及殿基的土工活最为常见且极为繁重，故需要人力最多。参加建城的大多数人员来源为“兵夫”，盖指来自隋军的士卒与服劳役的成年男子。

　　古人营建都城的一般规律是由内向外、依次向外推进，早于东京城的隋大兴城营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元代李好文撰《长安志图》云：“隋开皇二年六月，诏规建制度，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由此文献记载出发，并结合其他案例记载及中国古代土木工程营建程序来推测，隋代洛阳城的营建亦为自宫城开始，依次向皇城、郭城等外围推进。不过文献中对修筑隋东京宫城、皇城、外郭城的具体时间语焉不详，只记载了负责宫城、皇城工程的官员。《大业杂记》记述了隋代洛阳宫城的营筑细节，而未载皇城、外郭城相关信息，可见在古人的认知中宫城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在隋代洛阳城营建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即先建离宫别苑。文献有明确营建时间的建筑群，首推隋东京城附近的离宫显仁宫与西苑。《隋书·炀帝纪上》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三月，“又于皂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大业杂记》载：“大业元年春，迁都未成，敕内史舍人封德彝于此置宫。”又载：“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

　　《大业杂记》记载了隋代洛阳城分区域施工的具体细节：“初，卫尉卿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帀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帀两重，延袤三十馀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洛阳宫城由刘权、韦万顷监筑。工程首先组织兵夫70万人，四面同时修筑宫城城墙，累计耗时60天，完成了宫城城墙的夯筑。宫城城垣完工后，继续夯筑宫城内每座殿堂的基础部分以及宫城内部的诸多院墙墙垣，“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馀万人”。皇城由裴矩负责营建。按《隋书·裴矩传》载：“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这里的“府省”代指皇城内的中央级衙署建筑。10天为一旬，“九旬而就”即用90天时间完成了皇城衙署的营建。外郭城范围较广，由于当时筑城时间所限，城墙仅筑有“短垣”，即夯土矮墙。《资治通鉴》记载了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对隋代洛阳外郭城的增筑史实：“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记载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在洛阳定鼎门遗址西朵楼与水道之间，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座始筑于隋至唐初的单门道遗址，门道两侧为同期夯土，深褐色。门道东壁包砖，南北残长1.3米、残高1.05米。由此残迹来看，这一时期所筑夯土墙体较矮、厚度较薄。

　　《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正月，洛阳城营建完工；四月，炀帝入城。自大业元年三月兴建至大业二年正月完工，隋代洛阳城历时十月建成。作为隋代洛阳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则略晚于城市土木工程的进度。《大业杂记》载，大业二年“四月，敕土工监丞任洪则开东都漕渠”。此后还有一些工程陆续推进，如大业四年二月在洛阳又“造天经、仙都二宫”。

　　此处我们专门介绍一下隋代洛阳城郊回洛仓的情况。隋代洛阳城兴建时，还在附近建造了大型粮仓。《隋书·食货志》记载：炀帝即位，“新置兴洛及回洛仓。”《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馀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洛口仓即兴洛仓，对于熟悉隋唐演义故事的朋友来说，此仓可能比较熟悉，它位于今天的河南巩义。据史料所言，回洛仓位于洛阳北七里处，但是考古人员一度找不到其遗迹。直到2004年洛阳马坡村、小李村一带要选址建厂、提前进行考古钻探时，才发现了大批仓窖，并发掘了其中3座仓窖，出土一块刻有“大业元年”铭文的残砖，至此隋代回洛仓终于露出真容。考古学者以隋唐洛阳宫城为中心，向东北方向估算距离，大致符合隋唐时期的七里，由此不能不感叹古人记载此事的精确度。回洛仓刚被发现时，考古人员发现了70余座仓窖，目前确认的仓窖数量已达220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约700座。考古发现显示，除仓窖之外，回洛仓还有其他建筑基址，隋代回洛仓是由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等组成的完整体系，足见当时回洛仓的规模之大。

隋唐洛阳城的空间体系

　　隋唐交替之际，洛阳城及其附近地区成为李唐、王世充、李密、窦建德等多方势力角逐的战场，饱受战乱破坏。关于这一点，在文献与考古发现中多有佐证。《资治通鉴》曾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李密以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于是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洛阳含嘉仓城遗址隋末唐初墓葬的考古发掘也显示出当时战乱的残酷。

　　唐朝建立后，在隋代洛阳城的基础上继续增筑，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空间体系。历经两代王朝经营，隋唐洛阳城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城市空间体系，我以“城、苑、窟、墓”四个字来概括其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一道道黄土夯筑、外加青砖包砌的城墙分割包围下，古人在面积约为47平方公里城垣以内的隋唐洛阳城市空间划分出了不同区域。隋唐洛阳城沿袭了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以来的“三城制”，即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不过宫城、皇城并非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偏居西北。

　　宫城不仅是洛阳城内的核心区域,还在隋唐两代王朝的某些时期成为国家的政治中枢。作为皇帝办公、起居之所，宫城周围设有一些小城拱卫，可谓防守严密。其南临皇城，北倚玄武、曜仪、圆璧三城，东接含嘉仓城与东城，西连禁苑。宫城内的建筑布局前朝后寝，遵循中国古代传统，主体建筑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布。目前考古发掘出的重要遗址包括宫城正南门应天门、宫城主体建筑明堂与天堂等。

　　洛阳城内的皇城位于宫城之南，是隋唐时期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的办公重地。隋代洛阳皇城与东城设有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官署。至唐代，改为六省、九寺、十四卫府及十率府等，武周时期又增置“左祖右社”等礼制建筑。目前已发掘出皇城南面右掖门遗址、唐右威卫府门址、泻口碾坊故址等。唐高宗时期，韦机奉命在洛阳皇城西南营建上阳宫。《两京新记》载：“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即禁苑东垂，南临洛水，西亘谷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注云：“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1989至1993年，考古学者在隋唐洛阳皇城西南隅发掘出上阳宫园林遗址，水池、廊房、水榭、石子路、假山等园林建筑遗迹清晰可见。

　　洛阳外郭城又称东都大城、罗城、罗郭城及金城等。郭城的基础设施如城墙、城门及街道等，至今仍残留部分遗迹。据考古发现，隋唐洛阳城外郭城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西墙长6776米，北墙长6138米。外郭整体上呈南宽北窄特征。隋唐两代，洛阳外郭城均设八座城门。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有定鼎、长夏、永通等门址。

　　位于郭城中部的洛水蜿蜒东流，作为天然分界线，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区；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城区划分为一个个棋盘格似的街区，其间设置里坊。关于隋唐洛阳城内里坊的数量，目前有一百零三坊三市（二市）、一百二十六坊及一百二十坊等说法，第一种说法得到了普遍认同。洛阳里坊区的大致情形，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描写长安城里坊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关于洛阳城里坊的形制，《大业杂记》记载：“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并为重楼，饬以丹粉。”在隋代规划营建之初，洛阳里坊的平面形制皆为方形，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某些里坊形制有所变化，由方形变成了长方形。里坊内布局的基本结构为“十字形”，即《两京新记》所言的“开十字街，四出趋门”，洛南明教坊、恭安坊遗址的考古钻探结果证实了这一记述的准确。除了“十字形”结构之外，还因里坊性质、功能的不同，导致具体布局结构上存在差异。例如洛阳城里坊中占地面积最大者是市场，其布局与一般里坊明显不同，其中丰都市占四坊之地，通远市取两坊之地，大同市为一坊之地。其他如王公贵族宅第、衙署等，布局亦较特殊。《大业杂记》记载隋朝尚书令杨素居游艺坊时尽一坊为其宅，“门院五重，高斋曲池”，与普通人所居里坊的结构迥然不同。唐太宗之子魏王李泰曾居住于洛阳城南道术坊，坊中有面积广大的水池，曾为都城胜景。《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道术坊”条注云：“唐贞观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泰死，复立为道术坊，分给居人。”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掘正平坊遗址发现坊内街道由“十”字街变为“丁”字街布局，这一情况甚为独特。

　　从文献及考古发现来看，洛阳城外郭城里坊区的建筑性质各异，类型多样，大致包括衙署、寺观祠庙、市肆作坊、住宅、园池、馆驿、渠堰堤桥等七种类型。

　　洛阳附近的隋唐两代离宫别苑，以城西的西苑为代表。西苑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唐代有所改建。《大业杂记》对隋代西苑有详细记述：“（大业）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周绕龙鳞渠。……苑内造山为海，周十馀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馀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进入唐代，西苑面积有所减小，但是规模犹在，《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述西苑四面长度甚详：“禁苑在皇都之西，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注云：“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旧唐书·地理志》描述：东都“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现今洛阳的西苑公园，其名盖源于此。

　　位于洛阳南郊的龙门石窟，其隋唐时期窟龛的开凿兴衰与隋唐洛阳城发展历史的盛衰紧密相关。“城兴窟盛，城衰窟微”，这正是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凿龛开窟关系的真实写照。作为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龙门对于古人而言不仅具有空间坐标参照的作用，而且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隋唐洛阳城垣之外，不仅有离宫别苑、龙门石窟，还有遍布旷野、数以万计的隋唐墓葬。这些墓葬大多集中分布于都城北面的邙山、南面的龙门山与万安山、东面的偃师区，西面由于长期属于皇家禁苑，所以墓葬数量相对较少。

　　总之，我们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的盘点，帮助大家从“点—线—面—体”这样的都城考古研究整体观来了解和把握隋唐洛阳城“城—苑—窟—墓”空间体系的构成。隋唐洛阳城的空间布局、宫城门殿纵列制度等对后续宋、金、元、明等诸代宫室营建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