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殖民历史反思的困境与出路

　　【国际观察】

　　5月11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礼堂“非洲前进”峰会青年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起身要求现场停止喧哗。这一举动迅速在非洲社交媒体上被批评为“殖民式说教”，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其并无失当，毕竟任何会议主持者都有权维持秩序。

　　可这场小风波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确实对自己的殖民历史在进行反思，并力图改善与非洲的关系，但却总是显得阻碍重重，每一个行动或者姿态都极易触及各方的敏感神经。

殖民主义的历史纠葛

　　法国曾构建起全球第二大殖民帝国，总面积约135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是法兰西本土面积的20多倍，统治全球超1.5亿人，其中仅法属非洲领土就占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然，这是建立在法国对殖民地的大肆掠夺和破坏之上的，而且跨越数个世纪。法国仅从非洲就运走了约130万名奴隶，途中造成大量死亡。为了维系殖民统治，法国对抵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仅据阿尔及利亚官方统计，整个殖民时期，因战争、饥荒和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有500万～700万。

　　时至今日，殖民帝国虽已不复存在，但法国仍拥有13个海外领地，约280万居民，其海洋专属经济区约11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同时，法国还通过包括制度、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系列复杂安排，与早已获得独立地位的前殖民地构建了“特殊关系网”，常被称为“隐形帝国”。

　　同时，法国还刻意将各殖民地打造成单一作物或矿产的供应地，禁止其发展工业和多元化农业。至今仍在运行的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机制，14个非洲国家必须将50%的外汇储备上缴法国国库，实际上丧失了货币主权。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破坏也远不止这些，贫困、动荡和经济依附仍深植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现实之中。

直面历史的勇气

　　作为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频繁访问非洲的总统，马克龙平均每年两次到访非洲，迄今已出访过约20个非洲国家。同时，他也是在承认法国殖民历史上走得最远的法国总统。2017年上台伊始，马克龙就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新型法非关系”，重新奠定法国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的交往基础。自然，这一承诺首先离不开对殖民历史的不平等叙事。于是，人们看到法国议会新近通过了有关归还其侵占文物的法律，得到举世关注。针对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政变，其口径从最初的猛烈抨击，到温和地表达“要让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即使是政变领导人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可以说，马克龙正在有意隐去“法国”字眼的存在感，强调“非洲不再是法国的所属领地”，要“倾听非洲的梦想”，推动法非构建平等伙伴关系。

　　同时，马克龙还在力图重建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此次在肯尼亚的“非洲前进”峰会，就有超过30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法国大型企业以及非洲富商、高管出席，这不仅是法国首次在英语国家举办此类峰会，更推出对非巨额投资计划。法国总统府宣布，将为非洲提供43亿欧元用于能源转型、37.6亿欧元用于数字与人工智能、33亿欧元用于“蓝色经济”和10亿欧元用于农业，同时卫生领域还将获得9.42亿欧元，工业化领域3亿欧元，银行与金融领域2.5亿欧元。所有项目投资共计230亿欧元，将在法国和非洲创造超过2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显然，马克龙正力图表现出一种“姿态”，即法国不再是非洲的“监护人”，而是平等合作的伙伴。

　　必须承认，对外殖民的西方国家不止法国一家，但现今如法国一般主动撕开殖民历史伤疤的却比较少见。毕竟，其中的牵扯复杂繁多，仅仅是历史责任的边界如何确定就可能衍生出数不清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无论是法国出于自身实力下降的权宜变通，还是马克龙出于个人的理想价值判断，我们都必须承认法国此举的勇气和其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政治现实的羁绊

　　当然，马克龙政府的政策举动并非没有被人质疑。正如喀麦隆哲学家阿基勒·姆贝贝所言，“尽管不情愿，马克龙还是被卷入了一场风暴”。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指责。事实上，法国历史上对殖民地的统治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思维逻辑，就是“同化”，即要求殖民地全盘复制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比如，各殖民当局强制推行法语，将当地语言污名化，甚至要求当地学生树立“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这样的认同。这种强制式的同化，极易带来文化断层和身份认同危机，其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天的法国社会文化中。至今，法国仍然纠结于“共和国价值”与“多元文化认同”的矛盾，对内成为引发族群对立、社会动荡乃至民粹泛滥的重要根源，对外则表现为法国大国地位与承担历史责任之间的冲突。比如，针对非洲国家开始对法国提出质疑和摆脱依赖，马克龙就解读为是“正常的”，甚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是好事。但有法国媒体指责，这是承认地位滑坡、用辞藻掩盖战略收缩的声明，是为了降低法国被赶走的羞辱感。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非洲国家的不信任。虽然法国试图通过文化和解、经济投资、峰会外交尝试重塑法非关系，其诚意不可否认，但总被人认为是一种表面修复，从未真正触及深层结构性问题。法非关系转型的真实困境在于：一个曾经以“文明使命”自居的前殖民者，即使转向“平等伙伴”的话语表达，也难以摆脱殖民历史留下的思维逻辑，尤其是“由我来定义什么是平等”的文化惯性。就像法国刚刚通过的文物返还法案，虽然得到各方一致欢迎，但仍难免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谁来决定归还什么”。

　　2026年4月，法国外交部委托民意调查公司益普索在9个非洲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对法国持正面看法，但也有约四分之一的人批评法国为“新殖民主义”。而民调选取的国家未包括萨赫勒地区国家及阿尔及利亚，这也显示法国似乎在有意回避麻烦。

　　法国《青年非洲》杂志援引法国总统府官员的话称，马克龙正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真正的泛非主义者”，支持欧洲和非洲共同建设“战略自主”。但法国的非洲新政到底能走多远，或许答案不在230亿欧元的投资清单里，也不在文物归还的法律条款中，而是取决于法国能否完成一件从未真正做过的事——那就是不再扮演非洲的“教师”，真正静下心来去学习、倾听。

　　（作者：王朔，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